卡佛：是的，《洗澡》最早刊登在杂志上，得了个什么奖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个故事总在困扰我。我好像没有写完，还有话要说。我在写《大教堂》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18个月不到就完成了），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教堂》的故事完全不同于我之前写作的任何小说。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我重新翻看《洗澡》，觉得这就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画。这样我就重新写了一遍。现在好多了。一个好莱坞的家伙甚至把它拍成了电影，还有澳大利亚人，他们把我的《羽毛》改编成了电影。我看了第一部电影，挺好，第二部也不错。第二部片子里有一只孔雀，还有一副牙齿，挺搞笑。
　　
　　
　　格里玛：能谈谈你小说的结尾吗？比如说《大教堂》的结尾？
　　
　　卡佛：可以啊，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盲人充满了偏见。但是他在变化，他在成长。我从没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我在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当然，那是我歇了6个月之后的事。那么，我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我感觉在写作时有一种冲动在迫使我写下去，这可不是每次写作都能碰到的情况。我感觉触碰到了什么，感觉非常兴奋。那个视力正常的人发生了变化。他把自己置于盲人的位置上。这个故事肯定了一些东西，有积极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这篇小说。有人说这是对艺术和创作之类事物的隐喻，不，我思考的是盲人的手和他的手的身体接触，这完全凭借想象。像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好吧，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发现。同样的事还出现在《好事一小件》之上。这篇小说讲的是父母和面包师的故事。虽然我不敢说这篇小说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但它至少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对夫妇能够接受他们孩子的去世这一事实。那就是正面的意义。有某种程度的交流沟通。这两个故事都以明亮的调子结尾，我很喜欢这样。倘若这两个故事能传世，我会很高兴的。
　　
　　格里玛：在你的小说中，自传性元素是否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卡佛：对于我最喜爱的作家——莫泊桑和契诃夫来说，故事总得有来源头。毫无疑问，那是我喜欢的方式。总有些文字与段落来源于现实生活。
　　
　　格里玛：对于写作者来说，你写的是真实的，但是你认为你的人生经历对读者有帮助吗？
　　
　　卡佛：不，一点都不。我用了一点自传性的元素，像一个图像、一句听到的句子，某些我看到我做过的事，我只是试着把它们转换成文字。是的，（www.7lizhi.com 励志名言）这里是有一点自传性质，但我希望更多的是想象。但能激发出火花的人生经历肯定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在菲利普·罗斯、托尔斯泰、莫泊桑和其他我所喜欢的作家那儿看到的那样。小说绝不可能无中生有。要有火花。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小说类型。举个例子。《胖子》那篇小说，我的妻子，我第一任妻子，做过女招待，有一天晚上，她回家告诉我说，她碰到了一个肥佬顾客，他在提到自己时没用“我”，而是用的“我们”：“我们再来点面包……我们想要点特价的餐后甜点。”那让我很吃惊，我觉得那很特别。那就是我写那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我是很多年后才写那篇小说的，但是我没忘记我的妻子曾经告诉过我什么。那么，再后来，我坐下写作，问我自己，怎样才是讲述那个故事的最好方式。那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我决定以一个女招待——不是我妻子，而是女招待——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格里玛：那篇小说的结尾，那个女人说她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你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吗？
　　
　　卡佛：我不能解释什么。也许我还是想给小说一些正面的信息。
　　
　　格里玛：这是用现在时态写的小说。
　　
　　卡佛：是的，那是对我来说最恰当的时态。我去年发在《纽约客》杂志上的四五篇小说都是用的现在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做的决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某些决定不是我做的，是决定自己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这是一件挺神秘的事。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
　　
　　格里玛：你有试着用美国方言来写作吗？
　　
　　卡佛：当然，常有人说我有一副好耳朵，能记录我听到的对话，人们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当然不认为现实中人们也以我小说中的方式写作，海明威其实也是这样。也有人说有一副好耳朵，以为他只是讲听来的话记录在小说中，其实那是误解，那些对话都是他创造的。人们根本不会那么说话。那是个节奏的问题。
　　
　　格里玛：你认为对话在你的小说中有什么重要性？
　　
　　卡佛：很重要。它能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等等。我不喜欢小说中的人物说一些没理由的废话，而我真正喜欢的是没有认真听对方说话的两个人在一起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谈。
　　
　　格里玛：能谈谈你小说的主题吗？
　　
　　卡佛：作家应该谈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在大学里已经教了差不多15年的书了。我在那儿写过其他的书，但是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因为我觉得，那段生活并没有在我的感情生活中留下什么印记。我倾向于回到我的青年时代，那些我很熟悉的人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最近的一些小说写的是经理，（比如《纽约客》上发的那一篇《无论谁正在睡这张床》，那篇小说里的人物所谈论的话题，是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从来不讨论的）他还是个商人。但我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是些贫穷而又迷惘的人。确实，经济问题，那是很重要的……我不认为我是个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但是我在美国还是遭致右翼批评家的攻击，他们批评我没有描绘出更加灿烂光明的美国景象，还不够乐观，也因为我总是为非成功人士立传。但这些人的生命和那些成功人士一样有价值。是的，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问题视作人生的赠予。人们总在担心房租、孩子、家庭生活这样的问题，那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是美国80—90%的人，或者上帝才知道的多少人的生活所考虑的问题。我书写穷人的故事，这些人，不常有人代他们发言。我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证人，当然，这些生活我自己也亲身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过的这样的日子。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穷人发言人，但是我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我是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