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卡尔维诺相遇
　　
　　与卡尔维诺相遇，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家报纸的副刊上，一张对开的大报，整版排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是一家发行量和影响都非常大的南方报纸，替一个已故的外国小说家开辟专版介绍其作品是一件稀罕的事，它很容易成为一个事件。至少，它成为我个人阅读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我遭遇了卡尔维诺，并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卡尔维诺时刻”。回想十多年前，我阅读卡尔维诺的五个小故事时所产生的奇妙感觉，在后来慢慢延伸为一种阅读期待，我期待着能够在那样安静的晚餐之后，借着夕阳的余晖捧着一张报纸阅读一个个精短而意味深长的小故事。后来，那张报纸刊载了卡尔维诺五个小故事的版面被我撕了下来，夹在一本旧书中，奇怪的是，再后来，这半张报纸随同那本旧书一同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它们。我因此责怪自己搬家的次数太多，来过书房借书的朋友太多。而那五个被它们的作者称之为“极短篇”的小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因为它们实在太简短了，每篇不过千把字，所讲述的故事又非常单调，并且在单调中有一种简约的美。这种风格也影响了我的写作，我试图在诗歌写作中体现这种简约而诗意的美。
　　
　　直至后来，网络帮助了我，通过搜索我又重新找到了毛尖翻译的卡尔维诺写作于青年时代的五个小故事，它们分别是《黑羊》《良心》《做起来》《呼喊特丽莎的人》《敌人的眼睛》。但网络阅读根本无法使我找回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晚饭过后阅读这些文字时的感觉，我抱怨它们在电脑屏幕上字体过大，行距太开，没有密集的效果。在我看来，卡尔维诺的小说的字体是不能印得太大的，字体太大，会产生一种稀薄感，小说叙述的气息会弥散，而卡尔维诺本人所追求的理想中的小说语言也正是要力图达到这样一种效果：“……一种麇集、细致、密布的叙述，就像用极细的针脚织成的网。”
　　
　　我所说的“卡尔维诺时刻”正是我在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副刊上阅读卡尔维诺小说的时刻，是我读《黑羊》、读《良心》、读《做起来》、《呼喊特丽莎的人》和《敌人的眼睛》的时刻，那个时刻被一缕斜披在桌布上的夕光照亮。五个极短篇，（www.7lizhi.com 人生感悟）我最喜欢的是《呼喊特丽莎的人》，这个荒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站在街上对着一座大楼高声呼喊一个乌有的女人的名字，他的喊声吸引来一群又一群人，这些人逐渐地加入到呼喊“特丽莎”的队伍中，在夜色弥漫的街道上，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也不断地有人质疑这个叫“特丽莎”的女人是否真实存在而离开，直至这个无聊透顶的始作俑者远远地离开人群，还有人站在空旷的街道上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特丽莎”，就这样在月光朦胧的大街上上演了一出活生生的荒诞剧。在小说的结尾，卡尔维诺写道：“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读卡尔维诺的这些如同小品文般简短的极短篇，完全颠覆了我先前对于“小小说”的印象和看法。国内的“小小说”创作事业应该算是比较“发达”的了，在一些专门刊发“小小说”的文学刊物上，我所读到的大都是一些小故事，弄些小名堂和叙述的小技巧，强调故事性和所谓的“可读性”，使得这些“小小说”悲哀地成为快餐文学的一种。卡尔维诺的极短篇从篇幅上来讲，也应该算得上是“小小说”，但他的这些短小说是异类分子，甚至有“反小说”的倾向。应该说，卡尔维诺的大部分小说是不好“懂”的，读起来是颇费力气的，给他的小说打上的标签也很多，比如“超现实主义”、“新寓言”、“荒诞派”等等，这些都可能会令那些习惯了“快餐阅读”和“惰性阅读”的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了对卡尔维诺极短篇的阅读期待，希望读到他更多的类似《呼喊特丽莎的人》的精短小说，我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本城最为喧闹的吴越街书店购买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上下册，共四卷，精装本。这部由卡尔维诺本人亲自整理精选的小说集，最初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由意大利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小说整理和收集的过程也是作家反思写作的过程，就像给自己的孩子穿上新衣带出去串门，卡尔维诺把自己的作品重新归类并起上总标题，它们分别是“艰难的田园诗”、“艰难的记忆”、“艰难的爱情”、“艰难的生活”。我对于卡尔维诺给这部小说集分成的四部分所起的小标题感到有所不适，首先是它们太规整了，与他的小说众彩纷呈、种类庞杂不吻合，其次是定语“艰难的”使用，使人不解。给自己的小说强加上这些定语，贴上“艰难的”标签似乎不像是卡尔维诺这样的强调文本主义的作家所为，但事实如此。在《短篇小说集》中，卡尔维诺的一篇题为《我没写过的短篇小说》讲话稿替代了序言，在这个序言的开场白中，卡尔维诺以一种自知之明的口吻告诉读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本是什么都无需说的，让它们自己说，就够了。把若干短篇小说凑成一本书，给它们理个顺序，再归个类，在它们的排列中找出个意义，寻出标题和一些总结性的定义，就已经是对原作品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强是弱）外加了另一种声音，一种解释性的不同意图，就已经是对读者的自由使用了暴力，就已经是去完成那些属于评论家职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则已彻底地超出了作者的任务。”虽然知道给自己的小说归类并寻出标题是一种妨碍读者阅读的“暴力”行为，但卡尔维诺还是这样做了，同他的小说《呼喊特丽莎的人》中的那些对着一座高楼空喊的人一样固执。
　　
　　对于为何在给自己的小说归类后所加的标题中用上“艰难的”形容词，卡尔维诺所给出的解释让我感到讶异，在序言中，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地说道：“为什么？因为我早就听倦了人们对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说‘容易’，说‘愉悦’，说‘愉悦的容易’，说‘容易的愉悦’。于是，我就到处写下了‘艰难的’这个到目前为止人们感觉与我的文章相去甚远的形容词，这种性质，这种生活的意义于我曾显得遥不可及。”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我们看来属于现代派先锋小说的卡尔维诺的作品（不少读者依赖读卡尔维诺小说的评论来解读其作品，并认为他的小说就像早期的朦胧诗一样艰涩），为何西方国家的读者却认为读起来非常“容易”，并且因为这“容易”而产生了“容易的愉悦”和“愉悦的容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阅读的反差？是文字翻译所造成的隔膜吗？还是本国读者的文学素养需要提高？关于翻译的问题，我无权回答，我从未读过作者以自己母语写作的作品，更何况我也不通意大利所使用的一切官方语言，无法对照，也就无法回答。是文学素养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我想还是不回答的好。写到这儿，我忽想起风靡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当他的钢琴演奏唱片在中国一路畅销，并赢得无数的粉丝时，我们的热情听众却遭到了一些音乐专业人士的嘲笑，他们说这位钢琴王子演奏的钢琴曲在法国是“小儿科”，不值得这样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