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概观
　　
　　[摘要]新世纪以来，国内法制题材电影受图像转向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些电影最大的变化，就是把法律的理性语言转换成感性影像，成为传播法律信息的媒介，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对法律理性的认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内容上以对人的道德描述激发观众的审美情感，以情感的柔性弱化法律宣传的刚性；在形式上运用感性影像展现现代法治生活中人的内心及社会活动，表现影像背后人与法治社会的关系，使观众获得对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的认同。
　　
　　[关键词]电影；法制题材电影；图像转向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规则，有“公平、正义”的含义，它是以正义为基础，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等，使人民能够自由、安全、幸福的生活。法制题材电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电影类型，这就注定了法律和电影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但是它们的结盟，实现了法律的理性与电影的感性的有机结合。在法制题材电影中，法律不再是教条、刻板。电影也从法律文化中汲取了养分，用最通俗的方式传播公平正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全新视角。
　　
　　法制题材电影界定及变化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国情、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法制题材电影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法制片”或“法制影视”名称的真正出现是在8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方针后不久，影视界出现了一批法制题材影视作品，如《新岸》《法庭内外》《少年犯》。“法制片的繁荣引起了一些影视理论工作者的注意。他们以‘法制题材’为标准，把目光转向‘文革’前拍的一些电影，结果把一些反特片以及描写革命地下斗争的影片像《五十一号兵站》等，划进了‘法制片’范畴，同时又把目光转向国外的法制题材的影片，觉得侦破片、警匪片、间谍片、推理片等也属于‘法制片’的范畴。这样，‘法制片’就成了一个以题材为标准、包容较大的新的类型片。”[1]此后，法制题材影视作品不断出现。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文化全球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国内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法制题材电影，如《马背上的法庭》《法官妈妈》《五颗子弹》《真水无香》等。这些法制题材电影与20世纪的法制题材影片相比无论在主题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有了较大变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80年代法制题材电影特别是警匪片，常以描述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用追杀、武打、爆炸等正反人物外在的暴力行为形成感官刺激，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那时的影片多停留在对具体法律事件表象的表现上，未能透过其表象去展现法律事件对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击，尤其是没有展现人物内心善恶等道德情感体验，人性善恶只是被当成情节符号简单化，缺乏精神内涵，从而使得影片缺少力度，也表达不出深层的思辨意蕴。比如：《神秘的大佛》（1980）、《蛇案》（1983）、《港客谋杀案》（1987）等影片就是如此。与这些影片相比，新世纪以来的法制题材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强调在法制背景下，不同文化、阶层、职业的人或群体的心灵世界及命运际遇以及他们对法律的思考，对正义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进而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矛盾、焦点、热点问题，以浓缩在影片中放大的人性善、恶，敲打观众的内心和灵魂，强化法律信仰，增强法治观念。
　　
　　新世纪以来，反映司法、执法人员工作生活的法制题材电影，如《法官妈妈》（2001年）、《真水无香》（2005年）、《五颗子弹》（2008年）、《警察的承诺》（2009年）等影片，就是通过直白地赞扬主人公的大公无私、履职尽责、坚守诚信来阐释善，歌颂他们“仁”“义”“信”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意识，强调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传达公平、正义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歌颂法官的电影中，法官是司法权的执行者，对他们道德的褒扬就是对他们职业的肯定。在这些电影里，我们没有看到西方法律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头戴假发、高高在上的精英式法官，而是看到了亲切、朴实和大公无私、履职尽责的法官形象，他们虽然性别、年龄、地域均不相同，但是他们身上张扬的善，呈现的仁爱却是相同的。他们在追求严谨的法律思维的同时，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2005年拍摄的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中主人公是云南边陲基层法庭的法官老冯，他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用马驮着国徽深入边远乡村开庭，苦口婆心的调解村民纠纷，他们试图在法理与情理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降低农民诉累，弥补风俗习惯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沟壑。正如法制题材电影编剧赵冬苓所说，这是他们“努力地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找平衡，用法律以外的方法弥补依法办事可能给农民老庆带来的创伤”[2]。在这类影片里，塑造的基层法官形象“绝对不是威严，远离大众的”，而是受村民尊重和敬仰的，“能快速地替村民解决纠纷，且纠纷解决的依据，并不特指法律，可以是道德、情理”[3]。试想，如果把好莱坞经典的法制题材电影《失控的陪审团》（2003年）中的法官移植到这类影片中，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图像转向对新世纪法制题材电影的影响
　　
　　“图像转向”是美国著名图像理论学家W·J·T·米歇尔根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描述的西方哲学（思想）“语言学转向”提出的。理查德·罗蒂指出，“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事物，17～19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思想，而开化的当代哲学图景关注词语”[4]。米歇尔则认为现在“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他在《图像转向》一文中指出：“图像转向，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4]米歇尔的学术观点是后现代视觉图像文化的典型代表。图像转向构成了一个新思潮以及视觉文化的新方向。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也在《电影美学》中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5]中国复旦大学教授、复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在《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一文中说，“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6]图像转向意味着图像研究领域与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一是针对图像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美术领域，还扩展到了摄影、影视等大众传播领域，而且研究的对象从研究图像意义转向研究生命和欲望，从图像的符号学转向在场和本体论。二是图像成为一种世界表征，与文字一样涉及创作者、艺术作品、观赏者、语境间的关系，建构新的感观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