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图像以感性、直观、迅捷的特性，无中介地进入这个视觉时代的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图像不仅仅是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就是常生活。法律电影更是以感性、直观的图像展现着真实的法治生活。那么，图像转向对近十年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转变的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在“图像转向”的文化语境下，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产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内容上改变了原来观众对法律语言和行为的静观状态，以对人物内心世界善恶的描述激发观众的情感，增强人们对法律理性的认同。二是形式上以富于感染力的影像传播法律信息，增进与观众的动态交流互动，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法治社会的构建，这是图像转向的必然结果。这些变化，改变了以前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模式对法律的图解，使感性的图像与理性的法律语言平等相处，相互补充，共同构造法治世界。在这个法治世界中，法律的理性与电影的感性就像一个杠杆的两端，只要有一个恰当的支点就能支撑这两端达到平衡，把理性的法律语言转变为感性的影像，获得观众喜爱。而这个支点就是道德。新世纪以来的法制题材电影以道德设置人物，安排情节，表现善恶的对立和交织，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深化电影主题，深化人物内心活动，激发审美情感的柔性，弱化法律宣传的刚性，使观众获得对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的认同。
　　
　　除上述特点外，我们还应看到，图像转向在挑战传统语言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在颠覆它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制题材电影不仅在创作（生产）上发生了变化，且在观看方式和习惯（视觉消费）上也发生了变革。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率先尝试制作电视电影，法制题材电视电影应运而生，如《法官老张之审牛记》（2003年）、《刑警张玉贵之队长生活》（2004年）、《牛贵祥告状》（2005年）、《缉毒队》（2007年）、《无法结局》（2008年）等电视电影。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成为法制题材电影发展的新基地。它是图像转向冲击下的一种探索，体现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7]。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电视媒体强调的消遣功能，有可能会导致法制题材电影艺术质量的下降，冲淡观众对法律的敬畏，这是法制题材电影创作者们特别应该注意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制题材电影虽然没有好莱坞法制题材电影强烈的思辨特色，也没有花哨技巧和曲折情节，更没有依靠死板的法律概念宣传，而是通过道德主题内容的多元表达，表现人性中善恶道德的交织，通过现实主义等多样的形式表现手法，与观众形成交流、互动，使观众思考和质询法律、道德、公平、正义，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由人的情感牵拉出来实现感性到理性的转换过程，让人们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加强对法律的信仰，产生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新世纪以来法制题材电影对人的道德情感表达为今后法制题材电影发展打开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