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本土电影现状与发展之路
　　
　　[摘要]2011年11月26，第48届台湾金马奖闭幕。《赛德克·巴莱》在提名11项大奖后，收获最佳剧情片及其他5项大奖。《赛德克·巴莱》是台湾电影导演魏德圣继《海角七号》之后，筹划长达12年、凑资7亿新台币描画出的台湾赛德克族悲壮历史的巨作。台湾本土电影奖项——金马奖，将最佳剧情片颁给《赛德克·巴莱》不奇怪但存在问题。这部台湾票房第一的影片为何经历多次变故后才付诸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台湾电影的现状与发展之路。
　　
　　[关键词]金马奖；《赛德克·巴莱》；台湾本土电影；发展
　　
　　电影《赛德克·巴莱》分为上下集：《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影片讲述的是1930年，在本统治之下的台湾的社会现状，作为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动员并率领群众反抗本政府而发动雾社事件的故事。按照常理，这样一部包含历史价值、题材新颖的影片早应该进入影院放映，并且获得极大的褒奖，但是《赛德克·巴莱》却在历经12年之后才完成并公映，这就需要从中找出原因。
　　
　　一、电影辅导金与台湾电影人生存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开始，到90年代新人类电影，再到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的“太超过世代”①，台湾电影的内容从对台湾本土经验与记忆的关注，到放弃对旧文化的怀念、着重强调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现实，再到青春爱情片的大肆盛行。台湾电影人的影片，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一一》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和《爱情万岁》、林正盛的《春花梦露》，再到易智言的《蓝色大门》、魏德圣的《海角七号》和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影片，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台湾电影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思与表现，而且这些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台湾当局电影辅导金的赞助。
　　
　　电影“辅导金”是台湾政府出资，用于发掘台湾电影人才的一种手段。台湾电影自发展开始，一直为官营制片厂所主导。在台湾电影开始开拍时，电影也主要以官营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片与政治宣传片为主。从这里，不难看出，台湾电影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出现，“辅导金”的作用便是使得台湾电影的主要内容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目的。然而正是由于“辅导金”，台湾电影才得以不断发展，确实起到了培育电影人才、提升影片质量的辅导作用。台湾电影辅导金分为三大组，分别是一般组、新人组、旗舰组。补助金额以“片”为单位，分为五百万及八百万两组，其中五百万主要是奖给第一次执导剧情长片的新导演。
　　
　　魏德圣的第一部影片《海角七号》就得到500万的电影辅导金，并在台湾市场获得了5亿多新台币的高票房，然而，“台湾当局2010年用于支持拍摄本土电影的辅导金名额几乎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尤其是在其中一般组的第二批18个报名策划案中，仅批准2个，此事引发了台湾电影人的强烈抗议。”②魏德圣2011年的这部《赛德克·巴莱》耗资7亿多新台币，其中包括2 500万“策略性辅导金”，但是这根本不足以弥补负债，魏德圣将《海角七号》赚来的钱以及自己的办公室抵押，并且得到诸多影圈好友的资助才得以完成整部影片，未来至少要收获13亿新台币才可能收回成本，但在台湾，上、下两集票房累积有88亿新台币（约合22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还剩最少5亿新台币缺口，相当于一部《海角七号》的票房，仍具有一定的难度。于是，魏德圣希望该片能在中国内地取得7 000万的票房，这样他刚好可以用票房分成还清债务。然而在铺天盖地的宣传过后，经过第一个首映周末，之前被市场寄予厚望的《赛德克·巴莱》，在内地只收获了43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虽然第二周票房有一定上升，但是对于预期的想象相差甚远。③我们能看到，“策略性辅导金”虽然能够支付一定的影片拍摄费用，但是并不能满足台湾影人，台湾影人实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近年来，大量进口大片抢占中国台湾的市场份额，使得台湾本土电影拍摄数量锐减。“辅导金”这一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台湾本土电影人，也有不少影片在获得“辅导金”之后，走向世界，并连获大奖。第15届韩国釜山电影节，台湾的12部影片纷纷入围，其中蔡明亮导演荣获“亚洲年度电影人奖”，“台湾除蔡明亮执导的《郊游》、与其监制的《地下·香》以及林书宇的《星空》三部电影企划案获邀参加，另有十五家片商前往参展，影展中放映的台湾电影片多达十八部。”由此可见，台湾电影在“辅导金”的帮助下，显得更加活跃，但是由于“辅导金”缩水，很多台湾本土电影人拿不到辅导金，因此，与国际合作，在市场融资。蔡明亮的《脸》就得到了法国的资金帮助。
　　
　　现在，活跃在台湾影坛的电影人转而投向拍摄青春爱情片，从2007年至2008年，台湾本土电影票房前十基本上都是青春片。《囧男孩》《刺青》《练习曲》《九降风》，再到最近的《星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影片都在台湾电影票房的前列。青春片的盛行，正是由于资金的短缺，因为拍摄青春片由青春偶像担当主演，投入成本少，最为量入为出，这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2011年不同的是，《赛德克·巴莱》这部史诗片成为台湾票房的冠军，可以说这是一次突破与改变。
　　
　　二、民族化影像的构建与国际视角的融合
　　
　　台湾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进行其民族化影音风格的建构。
　　
　　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受制于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因而很难对影音美学进行探索与追求，电影大多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60年代，台湾的“健康写实主义”时期，虽然台湾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影音美学的建构，但是却大多遵循了中国内地20世纪30～40年代的风格，因而缺乏创新，这与李行等导演的影音风格深受中国内地电影风格的影响有关，没有形成台湾本土文化的影音风格。7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转变，由于香港和美国影片的大肆进入，台湾电影或多或少深受其影响，加之民族矛盾的激化，台湾电影人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转变思路，谋求自身民族化的影音风格。80年代，这一时期，由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促使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高涨，台湾新电影运动应运而生，这一运动使得一大批台湾电影人全面建构当代台湾电影民族化的影音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