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巨人之间——米沃什和赫伯特的友谊与冲突
　　
　　生于1911年的米沃什，比赫伯特年长13岁，早已成名，经历当然更为丰富（不只是生活的）。早年的米沃什属于波兰现代诗歌史上的“灾祸派”，政治上属于左倾激进主义，虽然不久他失望于种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但他对战前波兰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批评。所以不难理解二战之后他能与当权的波兰政府维持一个短暂的罗曼司关系，直到1951年他在外交官任上毅然与现政权分道扬镳。此一举动自然在国内被指摘为“背叛”，而于米沃什而言，则意味着漫长“流亡”生涯的开始。对赫伯特来说，战前的波兰不啻一个充满青春色彩的乐园，历史的巨变就在眼前，战后的现实则几乎一无是处。可见，他们两人的看法相差很大。
　　
　　从1950年代开始，在国内，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米沃什在波兰文学上成为一个巨大的“缺席者”，赫伯特却以两本卓越的诗集逐渐为人所知。事实上，他已经是围绕在《当代》杂志周围的年轻一代作家里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但是这些并未影响到两个诗人最初的相互吸引，他们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赫伯特与米沃什相识于1958年。那时，是赫伯特首次到西方旅行。旅行是赫伯特的一大爱好，他曾周游中南欧，西欧，并到过美洲以及以色列。他们在巴黎近郊见面。已跟当时的波兰政府决裂的米沃什，侨居法国。
　　
　　根据对二人交往书信的研究，他们在第一次相见之后，关系就十分亲密了。米沃什在信首称赫伯特“亲爱的赫伯特”或“亲爱的兹比切克”，信末则附以“深深的亲吻”；赫伯特在信中怀念两人晚间的散步，尤其是在赫伯特遇事不顺，感到压抑和沮丧时，会想向米沃什倾诉。“我喝了白酒，切斯瓦夫。这样，你一会儿也许就能出现，我就有个可以诉苦的人了。真的想念你。”米沃什也十分关心赫伯特。他充分肯定赫伯特的散文集《花园里的野蛮人》，鼓励他要更经常地写文章。最重要的，他将赫伯特的诗翻译成英语，在海外的诗歌杂志上发表。接着，将赫伯特的诗收入他主编的著名诗集《波兰战后诗选》（1956年），最后，米沃什与人合作还翻译出版《赫伯特诗选》（1968年）。可以说，是米沃什帮助赫伯特在英语文学界建立起引人注目的地位。为此，米沃什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创作，在美国他有多年被视为一个翻译家，而不是诗人。在赫伯特这方面，他也一直奉米沃什为诗歌的典范。在致米沃什的书信中，赫伯特多次强调这种师徒关系：“你是我的前辈”，或者“我在向你学习，但我也许是太笨了”，诸如此类的话，经常出现。
　　
　　二人之间这种真挚的友谊，当然首先是基于共同的，在诗歌艺术上相近的理解，十分近似的艺术理想和目标。他们都反感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不能仅仅集中于自身，而是需要与世界上的事情发生关系，关注真实的人，关注人的痛苦、绝望和希望。他们都反感于自我怜悯。他们都有追求清晰化的倾向和愿望。在写作此类主题的作品时，可以说他们是彼此呼应的，因此，也构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他们对西方一些重要诗人，如艾伦·金斯堡、查尔斯·奥尔森、约翰·贝里曼、罗伯特·洛厄尔等人，有着相近的理解和态度。他们都认为这些诗人过于关注自我，缺少精神，单纯地以所谓前卫性削弱了诗的领地。他们都相信，诗人的任务不能局限于掌握一种技艺，或只是为了发展出一套个人化的语言。诗歌根植于一些不灭的精神价值，如无私的精神，思想的能力，失去的乐园，勇气，激情，善良，同情心和幽默等等。如果缺少这些东西，诗歌便很可能沦为一种仅仅事关写作者个人的游戏或个人享受。对于他们来说，诗当然可以带来愉悦（也应该带来愉悦），或许是一种游戏，却又是一个要紧的游戏。历史的、道德的、文化的重负无以免除。赫伯特在给米沃什的一封信里，生动记叙了他阅读米氏诗作《论小号与齐特琴》（OnTrumpetsandZither）的情形：“我全身心地大声朗读。我的房东早已习惯了我的朗读，用德语问我是否在祈祷。我说，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祈祷……”诗是一种祈祷，这就当然不是单纯的游戏可以代替的了。
　　
　　然而，事情有变得复杂的时候。在整个1960和1970年代，赫伯特在波兰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了1980年代，他可能已经是波兰读者心中最重要的诗人，诗名也广及英国、德国和美国，这部分要归功于米沃什（与另外的美国翻译家共同作出的）出色翻译。米沃什似乎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事实，他的徒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赫伯特却不得不存在于米沃什巨大的影子之下，后者毕竟是诺贝尔桂冠诗人，此时已能自由出入于波兰。在这么一个小国，同时拥有两个如此杰出的诗歌巨人，事情似乎奇怪地复杂起来。正如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们各自都拥有庞大的野心，强烈的敏感与对失败与“失势”的恐惧——所有这些属于一个“被压抑的自我”的陷阱，都会一直伴随着文学，并使诗歌/文学写作，成为“一场驼背者的比赛”——如米沃什形容过的。
　　
　　重要的分歧也是存在的。远在加州的米沃什，带着距离审视波兰以及欧洲，警惕着它们可能存在的地方主义，忧虑它给西方文明的进程带来消极的影响，应该说米沃什的眼光更具世界性。他冷眼旁观现代社会里个人的孤独、异化、种族、学生们的造反、东西方融合等等问题，而且他也不认同、不愿接受他置身其中的美国，说“它好像一头自动控制的野兽”，技术的文明带来了精神上巨大的赤贫。在东方的集权主义与西方的物质主义之间，他希望寻求第三条道路。
　　
　　赫伯特比较简单，他习惯从“常识”出发，——这自然有其优势，但有它的局限性。他似乎非常简单就形成了他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诊断。虽然他也指出西方的弱点，但他更愿意显示其作为一个波兰人眼中的“真男人”形象，一个类似“牛仔”的人，而不是所谓“知识分子”。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赫伯特表现得有点“土”，多少体现出他有点地方主义的心态，认为过于遥远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显然是有欠审慎、轻率的态度。他在1967年的信里，就曾如此质疑过米沃什：“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反对波兰人打击黑人的事。黑人是种族主义者，就像阿拉伯人和某些犹太人一样。最好的可能是，黑人不该被殴打被压迫，而是送回他们的本土非洲，在那里被部落的人迅速地、悄悄地结果掉。我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所有白人宁可像今天这样自责，打死也不愿说出自己真正在想什么。”米沃什的反应是坚定的：他批评赫伯特，说他的信暴露出一个“典型的波兰人信念”，以为维斯瓦河边的那个国家就是宇宙的中心，它的历史经验和痛苦，都是任何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他的回复强烈而正确：“黑人不能被送往非洲，正如战前波兰的犹太人不能被遣送到马达加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