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就是在他们通信之后，赫伯特短期逗留于美国。米沃什与赫伯特一起造访他们的译者，博格丹娜和约翰·卡朋特（BogdanaandJohnCarpenter）。（www.7lizhi.com 哈哈笑话）在醉酒状态下，赫伯特终于展示出长期压抑的沮丧情绪，他以一种令人非常不快的方式，表现出对于米沃什隐藏的不满。他攻击米沃什缺乏爱国主义，而且在纳粹占领期间置身事外。其实，这是不实的，米沃什的确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构成了波兰地下文学的一部分，倒是赫伯特在战争期间跟这些基本无关，战争爆发时赫伯特毕竟才15岁。
　　
　　不过，这也并未导致二者之间友谊的结束。此后赫伯特从柏林发去一封道歉信：“无论你是否愿意，我都会以我奇怪的爱压迫你，直到生命的尽头，甚至在我的生命之后……请原谅我吧。”事实上，这之后他们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彼此信任。在赫伯特心中，米沃什仍是他在遭到政治警察刁难与审问后最愿意倾诉的人。
　　
　　真正的冲突出现在米沃什出版《狩猎者之年》（AYearoftheHunter）之后，时在1990年年初。在这本书中，米沃什批评了赫伯特，说在赫伯特身上，总能发现“一个属于不可估量之物的盲目附件：祖国。波兰，这是一个被他提升为某种神秘的绝对。”这种指责，客观说不是十分公平，可证之于赫伯特有关波兰的种种看法。然而，糟糕的是，赫伯特将此理解为对他的精神导师、哲学家亨里克·艾尔琴伯格（HenrykElzenberg1887-1967）的攻击。赫伯特马上作出反应，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声称爱国“如同爱一个人的母亲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更进一步说，它是人们“工作，乃至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指令”。同时，赫伯特提醒人们留神米沃什巨大的国际声誉，指责米沃什“有意识地放弃了爱国精神，最后就是他的祖国。他缺乏作为诗歌引擎的身份意识——事实上，只有一种媚俗而廉价的世界主义，流亡者的装腔作势，以及一个被人拒绝的先知所有的罗曼蒂克姿态。”这样过分的指责当然也不客观。我们应该记得米沃什著名的话：“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
　　
　　此外，在1994年的一些访谈文章里，赫伯特绘声绘色地弄出个米沃什曾经怎样希望波兰依附于苏联的故事，而且赫伯特还写了一首题为《科霍达舍维奇》的诗，重申了那些指控。这首诗收入了赫伯特最后的诗集中，也收入了身后出版的选集。表面上这首诗是关于俄罗斯流亡者、诗人弗拉季斯拉夫·科霍达舍维奇（VladislavKhodasevich1886-1939），但实际上是攻击米沃什的，包括米沃什感兴趣和推崇的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和他生活在巴黎的远亲诗人、作家奥斯卡·米沃什。此诗显示出明显的敌意，充满讽刺、挖苦，如诗的结尾：“云层后面，他押韵的青蛙呱呱叫声”，这在大多波兰读者中间引起巨大的震惊，人们很难相信这是赫伯特的大作，既难相信诗里所作的指控，也难理解接受其诗歌充满嘲讽、轻蔑的夸张风格。更有意思，同时也令人伤心的是，在写作这首诗后，赫伯特给米沃什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画了一只大象的腿，悬在一只手无寸铁的小鸡上方，附带一句话：“请毋踩踏……”可想而知，米沃什收到这张明信片时如何尴尬与痛苦。显然，赫伯特把自己放在了二人关系中较弱的那一方，但实际情形当时或许已经是倒过来的。米沃什虽然地位稳固，却风头已过，而赫伯特正如日中天。
　　
　　很多人以为，二人冲突的根本可能在于，一个作为长期的流亡者，一个作为坚持留在国内的守望者，二者必然构成或导致一种紧张关系。事实上，这个因素并不特别重要，因为米沃什其时已经能够自由往来于波兰，甚至在国内一住就是大半年，对波兰方方面面的生活已经十分接近与了解，而赫伯特倒是经常身居国外。争议或冲突的根本或许在于，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上有不同的看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
　　
　　在赫伯特，这是一种“孩子式的爱”，而米沃什肯定不是这样，他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艰难的爱”，个体有必要置疑，甚至批评国家。比如，米沃什写道，“波兰人是一个在政治，贸易，工业，宗教，哲学方面缺乏创造能力的种族；他们只知耕种土地，操练数学逻辑，通过打击犹太人和黑人表达他们作为二流民族的感觉。……有人问我，是不是由于波兰是这样一个宗教之国，所以产生了种种神秘主义者，我说，恰恰相反，东正教教堂里一个神秘主义者也没有。”当然，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判断，批评远大于公正的看法，这种态度与说辞体现的，正是“一种艰难的爱”。而赫伯特的回应是：“波兰是一个有着一千岁的婴儿——还没有特征，没有形式，但自有其潜在的玄学（既不是异端，也不需要审查官），自有其潜在的使命和未经消化的经验……我怎么看波兰呢？与你（——指米沃什）一样，我也认为，虽然我与这个国家并不只是通过血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你），但这片蓝色的土地是我的，就像某种瘟疫或性病一样，我不能脱离它。”说明一下，赫伯特的父亲有一半亚美尼亚血统，赫伯特家族的源头在英国，所以说“甚至不如你”。赫伯特从来没有越过单纯“忠实”于波兰这一条线。他与米沃什的差别逐渐加深。有一次，赫伯特对他的妻子说，“米沃什认为穿那些波兰制服一直是可笑的，我回答说，穿那些制服的人已经死了。”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他们可笑，但他们却为国捐躯了。批评士兵的制服与评价士兵的勇气，实在是两码事，不可以画等号。我相信在米沃什看来制服可笑并意味着不承认或者干脆否认波兰士兵的勇敢。显然，他们的区别也不是那么容易认清、把握，这么一个近似玩笑的“段子”也许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态度问题。这里也许并无对错，有的只是气质和观点上的差异，赫伯特更感性，有他一套自发地形成的看法，固执而真诚，而米沃什总是更有弹性，喜欢置疑，并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意见乃至价值观。
　　
　　晚年赫伯特身陷病痛的折磨，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写道：“我认为米沃什是一个对文学有用的人物，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写散文，因为他用波兰语写不了散文。”当然，这话也不能当真。米沃什的散文作品，如《被禁锢的头脑》声名显赫，在西方享誉多年，甚至超过他的诗名。唯一可以当真的，是赫伯特只想批评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