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魏老师，聂尔还写过《我的老师宋谋玚》、《师专往事》、《我的同学聚会》、《老G来访》等，它们与《青春与母校的献礼》一道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写作系列。我也专门写过魏老师和宋老师，还在师专待了十多年的时间，于是读着聂尔的这些散文时，便不免会暗暗比对——看他如何运笔，怎样行文；而面对同样的人和事，我又是如何展开叙述的。比对的结果是，我下笔铺张，事无巨细，浓墨重彩，泥沙俱下，用聂尔的话说是“连皮带肉地叙述”（315页）。这种笔法往好处说是详尽，往差处讲就是啰嗦，提起笸箩斗动弹。而聂尔通常喜用白描，所以他用笔简约，不蔓不枝，点到为止却又能写意传神。读他的散文，我常常会想起苏东坡的说法：“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比如，他在《师专往事》中写到做读书报告时曾有如下描述：“我同时非常留意在场旁听的外国文学老师对我的读书报告的反应。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据说她是师专仅有的一名校园女诗人。她对我的读书报告的反应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那一笑令我惭愧数年。我明白了我对卡夫卡和西方现代文学的领悟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184页）这是几个快速切入的句子，在结构上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同时它们又是高度浓缩的，里面蕴含了丰富的语义信息，又完美地实现了叙述的目的。这种写法就像一个足球巨星在禁区前沿的表现，他只是稍作盘带，就完成了几个干净利落的过人动作，接着便是足球砸向球门划出的漂亮弧线。而在这篇散文的结尾，聂尔则如此写道：“从此以后，师专就成为回忆和述说的对象。一九八五年，我的一篇文章在北京得了一个小的全国性的奖项之后，师专中文系请我回去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很多老师坐在下面听了我幼稚而匆忙的演说。看到他们欢喜的眼神，我也油然生出欢喜之情。我为我是一个师专的毕业生而感觉到欢喜。这种欢喜是安然、隐秘、长久和无法言说的。它至今仍在我的心中长存。”（189页）这里依然是快速的叙述，除呈现出“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韵味外，还有“欢喜”一词的选用和几度使用，隐而不发的描绘，它们共同构成了叙述的妙音，让人回味不尽。像这些句子，我就只剩下喜欢和欣赏的份了，自己却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为什么聂尔能写出如此漂亮的句子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如下的原因更值得关注。

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路上的春天》，就会发现那里面还蜿蜒着一条关于阅读与写作的主线，它直接呈现在《我的外国文学流水账》、《我的青少年阅读小史》、《凝视，你就会看见》、《我的写作故事》、《书房的记忆》、《说缘》等散文中，也间接隐伏在《师专往事》、《钢笔》甚至《我的女儿》等描述里。在不止一处地方，聂尔曾用不同的文字表述过他很早就开始做着的作家梦。比如，“我在课后对同学们说，如果我想考研究生就能考得上，那没有什么难的。但我没有说我想当作家就能当成。那是我的理想，如果我把它说成是容易的，就是对这一理想的亵渎”（183页）。这是非常明确的说法。再比如：“最初的反叛性阅读成为我永远的经典，最初的追求成为我永恒的梦想，最初的道路成为我清澈的人生。一个在初始阶段即有所皈依的人，一个生活在不变的梦境里的人，一个从不变易其道路的人，一个从未真正悔恨过的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古典主义者。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141页）这又是比较委婉的表达。成为作家需要天赋，这一点已成定论，估计没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在这方面，聂尔是具备这种资格的。但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的是，成为作家还需要大量的阅读，这一点则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我曾批评过中国当代作家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但我现在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作家乃至一些优秀作家虽然不可能没有阅读，但他们的阅读量显然不够。这里的阅读量不光是指经典文学作品，而且还指文学作品以外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著作。而据我所知，许多作家是不读理论书的。他们或者读不懂理论书，一读头就大，或者把理论书看作妨碍创作的劳什子，轻蔑地加以拒绝。结果他们就只凭才气写作，而才气是很容易挥洒一空的。每当看到一些好作家写着写着就露出了破相败相疲软相，我就觉得可惜。我觉得他们是写得太多了而读得太少了。

但聂尔不是这样，他是一位始终“把阅读置于写作之上”（302页）的作家，他不光读文学作品，理论书甚至也不比专门做理论的读得少。大约是一九八五或一九八六年，他就从我那里借去了黑格尔的四卷《美学》，那时候我只是买回了这套书却还没敢阅读。他散文中描写的书房我也多次去过，在那些转圈的书架里盛放的不光有作品，理论书也占据了相当的规模。《我的外国文学流水账》有这样的文字：“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二○○九年我才找到可以支持我的内心感受，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议论进行了深刻哲学阐释的思想史家伯林。在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床上捧读伯林的那个昏暗的夜晚里，我独自一人重新回到了阅读《战争与和平》的激动难安而又幸福快乐的我的青年时代。”（280页）一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好奇，或者会返回到《河曲笔会》中寻找答案。但我却一下子想到了那本书是伯林的《扭曲的人性之材》。还是因为聂尔在读这本书，我从河曲回来之后才买回了它，也买回了伯林的《浪漫主义根源》。

英国诗人奥登在《论阅读》中曾描述过自己的伊甸园。当我们读着聂尔读过的那些书时，实际上也走进了他的伊甸园，在那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聂尔写作的标高，也可以找到哪些作家作品与聂尔的写作构成了一种隐秘的关系。写到这里，我又不由得比对我与聂尔阅读的差异了。我曾写过引起聂尔“复杂的感受和思绪”（316页）的长文：《一个人的阅读史》，当我去写自己的阅读心史时，我一方面依然是“连皮带肉地叙述”，（人生智慧 http://www.7lizhi.com 读后感）以致阅读史成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史；另一方面，我那些阅读也只是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这固然是因为写作此文时我不想端起研究的架子，也是因为那些文学作品对我的震动已经久远，我只能写出一些朦胧或模糊的感受。但聂尔的阅读却是内行阅读，专业读者阅读，接通自己生命体验并让这种体验观照文本的互动式阅读。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接受美学所谓的“隐含读者”或“理想读者”。卡夫卡、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海明威、波德莱尔、萨特、马尔克斯甚至伯林等作家和理论家，就是被他这么读过来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伯林的论述能一下子点燃和照亮他对托尔斯泰的阅读记忆，为什么谈到卡夫卡时他会说：“我现在之所以不再经常打开他的书，恐怕只是因为卡夫卡所连接着的我的个人阅读史过于长久了，以至于打开他的书我就望见一条我本身的蜿蜒曲折的所来之路。他的书已不仅仅是他的，同时也是我的。那巨大的温柔与黑暗的体验从未有第二个人能够再次给予我。”（283页）这已不光是阅读，不光是“长久地凝视它，字与字之间的空虚处就会有意外的蝴蝶飞出”（20页），而且还是人书合一的灵魂交融，是把阅读变成一种宗教的皈依之旅。如此，阅读在这里也就呈现出了它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