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是怎样炼成的——读《路上的春天》

聂尔的《青春与母校的献礼》，写的是晋东南师专，那是一所蜗居于山西上党古城长治市的师范专科学校。当聂尔谈起自己的母校时，他的笔调是谦卑的，柔和的，充满了感恩之心与怀恋之情。在他的笔下，“我的母校是小小的，简朴的，在这个喧声四起的越来越大（小？）的世界上，她甚至是沉默的”。他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母校的一个卑微的儿子。”他还说：“如果我这样的人也算有一段知识生涯的话，那么我的知识生涯的起点只能是发生于我的母校。母校是当年青春年少之时追求知识与正义的纯真之地，但是这多少年来我所能拿出的报答有几何呢？我或许可以借用别人说过的话，‘我只是一个乞美的丐人’，我望着天空，双手空空。”正是凭借着这种叙述语调，聂尔走进了对青春往事与母校的怀想之中。

如今，这篇散文就收在他的新著《路上的春天》（下引此书只标页码）里，而重读这篇散文，也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一九九八年，我还在聂尔的母校任教，那一年学校要搞建校四十年复校二十年校庆，我也被抓到校庆办公室当差，负责一本回忆性文集的征稿和编辑工作。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只是给聂尔寄去了例行公事的征稿函，还是专门写信提醒过一番，但总之我是希望他能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果然，他写来了这篇美文，让我大喜过望。

我在课堂上把这篇美文念给学生。整个九十年代，我在晋东南师专主要是代写作课。讲到文体写作部分时，我便会选一些好文章读给学生听。像孙犁的《亡人逸事》、《母亲的记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徐晓的《永远的五月》等等，它们都成了我诵读的篇什。聂尔的文章到来后，我立刻决定扩大诵读的阵容。而诵读完他的文章，我也总会跟学生们说：你们知道聂尔是谁吗？学生原本还沉浸在美文的意境里，等知道聂尔原来也是前师专学生，他们便啧啧有声，表情也变得丰富起来。我知道那是惊叹、感叹和赞叹的声音，也从学生的脸上读出了许多羡慕嫉妒恨。其实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效果。我想用美文震撼他们，还想让聂尔鼓励他们，此谓让他们克服自卑心并增强写作自信心的小伎俩。可惜的是，这种诵读和伎俩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我大概只给一届或两届学生诵读过两遍或四遍（当时上两个班的课）聂尔的文章，因为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就离开了那所学校，否则，我是会把这篇文章一直诵读下去的。

《路上的春天》中有篇短文，名为《禁止朗诵》，说的是见到好文章，聂尔便忍不住要向别人朗诵，却常常遭到冷遇和拒绝，结果“多年来，我的朗诵的欲望被深深地掩埋起来”（62页）。他在此文中也陈述了朗诵的理由，但在我看来，诵读除了会带来与人分享的快感外，更重要的一点理由是，能经得住诵读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一旦经受了诵读的考验，文章似乎也就经过了某种形式的确认。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好文章其实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时候，我就觉得不妨诵读一番，看它能否上口，句子有无嚼头，可否产生一种和谐的音响效果。也只有在诵读之时，文章内部的肌理、纹路与节奏，乃至句子与句子所组成的旋律，段落与段落所形成的声部等等，才能纤毫毕现地裸露出来。本雅明曾说过，书抄一遍如同在一条乡村道路徒步跋涉，人们因此看到了景致的千变万化，那比浮光掠影的默读不知要强多少倍（参见孙冰编：《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1页）。而在我的心目中，诵读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抄写。

事到如今，我也终于想清楚了我选择《青春与母校的献礼》作为诵读篇目的全部理由——除了那是一篇能产生音响效果的美文外，它还为莘莘学子明确了对待母校和师长的情感态度。聂尔说：“至于师生之间的情感，我更觉得是无法言表的一种秘密。和我有过深厚私交的一位老师于几年前弃世，每逢想起他生前的容颜我都震惊不已，我和别的老师一起追悼和缅怀他，但我无法向局外人，那些并非我的老师和同学的人，讲述我的悲痛与震惊，因为这只是我们——母校、老师、同学——之间的情感……后来我想，是老师给予我关怀和教导，使我从一个卑贱的少年成长为充满自信、尊严和骄傲的青年人，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个起点，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开端，而我用一辈子的时间都难以表白我对启蒙者的感激之情。”（211—212页）记得当年读到这里时，我的心里是涌起过一阵感动的。师道之不存也久矣，而在与聂尔的漫长交往中，我也意识到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打了一层自负和狂傲的底色的。但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当他谈及母校与老师，他的狂傲与自负便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谦卑、虔诚与感激。他懂得什么是敬畏，也明白为什么在无法言说的地方必须沉默，他甚至不愿意提及那位老师的名字。在这里，聂尔似乎是在践行一种“隐”的传统，于是，直己不直人，直内不直外便构成了他的言说的边界。

然而，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情感沉淀之后，那位老师的名字终于还是在聂尔的笔下出现了，他就是活到四十五岁英年早逝的魏填平。而聂尔之所以会去写魏老师，或许还是受到了我的逗引。因为在纪念宋谋玚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二○一○年岁尾，我忽然有了写一写魏老师的冲动，于是便把《逝者魏填平》这块砖抛出来。不久，我便见到聂尔的《回忆魏老师》也贴到了他的博客上。在这篇散文中，聂尔讲述了他与魏老师的私人情谊，魏老师的形象也一下子变得清晰了。那是一个苦恼人的形象，也是用没日没夜的贪玩（下象棋）试图消除其苦恼的形象；同时，那又是一个爱护、呵护乃至袒护学生的班主任形象，而那种爱心最终又变成了一种坦诚的、不容置疑的行动——亲自撮合学生在毕业之前赶紧谈对象，并因没有给聂尔寻摸一个而感到失职：“有一天晚上轮到我来睡在这间宿舍，看管那些行李。我的班主任老师来和我一起高高地睡在行李堆上，他和我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彻夜交谈。他说他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帮我在本班女生中找一个对象，以便我可以带着女朋友去经历社会，因为他认为我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肯定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者，于是就只能组建一个像他的家庭一样的无爱的家庭。而他对无爱家庭的苦楚显然已经尝够，所以他为我惋惜，并因为他没有尽到可能的责任向我致歉。”（203页）像这样的师生关系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今天，但它确实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如今，八十年代已成为缅怀之物，成为艾略特所谓的投放情感的“客观对应物”，甚至成为本雅明所谓的“爆破”之物——一些研究者正试着把八十年代从那个历史统一体中爆破出来，形成某种拯救计划。而在这些泛泛的怀想和专门的研究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像聂尔笔下的这种历史细节，因为只有丰富而生动的细节在场，历史才不会成为一幅扁平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