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选出了三个“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到“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仅举上述这三点。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