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
　　
　　对于大
　　
　　多数年轻人来说，许良英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熟悉，但其注定和另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
　　
　　在许良英去世当天，家人收到一张“以前不认识的人”用电子邮件发来的画像。画像里，许良英本来还算整齐的白发变得根根竖起，像极了那张流传甚广的爱因斯坦的照片。而在有些媒体的报道中，他甚至被称为“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
　　
　　1979年，《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最终出齐。这套大部分是由许良英在浙江农村“点着煤油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才完成的书稿，成为当时世界上收录得最全的爱因斯坦文集。胡耀邦看了这本文集后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在网络上关于许良英的悼念文章后面，也有很多人提起这本文集，将它列为自己的“科学启蒙读物”。
　　
　　1938年，许良英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考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起彼伏。一篇由许良英和另一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文章《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被批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由于“右派”的关系，许良英并没有在这篇文章上署真名，但面对调查组，他还是说“这篇论文全部是我写的”，“文章如有问题， 全部责任应该由我承担”。
　　
　　《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官方发布消息称《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但是，许良英对这句褒奖之词并不领情，“立即去信要求更正”，申明“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许良英身材瘦小，但直到晚年脾气不改，一旦发怒起来，能量惊人。有朋友来拜访他，借书、聊天儿，他常口无遮拦地得罪很多人：“×××还可以；×××很不错的；×××混蛋，很差劲；×××是个阴谋家。”
　　
　　在大儿子许成钢看来，父亲喜欢批评人是因为他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脑子里“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即使那些和他本来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正在帮他的人，只要发现有一点错误，肯定立马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假话是被许良英所不齿的。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许良英，最为推崇的就是解放前浙大的老校训：“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永远能随时背出这句老校长竺可桢对校训的解释。
　　
　　与许良英交往十多年的学者傅国涌认为：“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人、对事的评判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这种口无遮拦或许是许良英身上最为明显的爱因斯坦的影子。
　　
　　晚年的许良英关心民主更胜于关心科学。1995年，许良英得到了学者傅国涌的一篇关于民主的未发表的文章，马上开始给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信，提出“一条条很细的”批评意见，其中包括了他对顾准、孙中山等人的独特看法。
　　
　　“他这人有点完美主义。”直到今日，与许良英相识67年的老朋友范岱年依然记得多年前许良英曾跟他说过的一句英文，“all or none”。
　　
　　这句话也几乎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编辑提点：一位作家曾说过，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能够身体力行，像许良英先生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罕见。正如与许良英先生交往多年的学者傅国涌所评价的那样，“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要在许良英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田野）
　　
　　话题拓展：敢于说真话；赤子之心；大师风范；傲骨与风骨；“求是”精神；做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