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为什么不再需要赵本山
　　
　　退出蛇年央视春晚不久，赵本山很快宣布收山，“也可能，从现在开始，小品的舞台不再有我。”这个决定，无疑清晰划定了一个文化界限——赵本山的“小品王”时代彻底结束了，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消亡了。
　　
　　我更愿意这样说：这是一个多年驰骋于中国人精神领地的文化权力退出时代舞台。不管曾经有多么强劲的呼声在表达“人民需要赵本山”，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政治到社会再到文化，都绕不开这样的宿命。
　　
　　当然，谁也不会否定赵本山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贡献与影响。只是，从纯粹的文化境界来说，尽管“本山大叔”长期深受亿万中国人的追捧，他的价值高度又始终远远不足以充当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如果不能被赋予开放自由的价值元素，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注定褪色与破败。
　　
　　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文化丛林中，连从历史深处走进这个时代的孔子形象，要想打造成一种伟岸又坚实的国家文化符号，要想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得到世界认同，都会那么步履艰难的原因。文化，从大处讲，是立国的依据；从小处讲，同样是立人的依据。时代认同的最终落点，其实都在于文化与价值的高度。这个高度，必须符合世界的文明潮流和价值指向。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人亦然。
　　
　　“本山大叔”在中国，的确拥有极其广泛的接受群，甚至不分阶层，从农民到市民，从知识分子到权力资本，赵本山通过他的小品，给无数人挠了许多年的痒痒，以至于这边沉下去，喝彩声会在另一边变得更加响亮。这种接受形态，用一种曾经流行的说法，大抵也就是叫“有了快感你就喊”。尖叫与呐喊当然可以被理解成具备麻醉、熨帖、抵抗、颠覆的功能，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在那一刻的快感宣泄中，共同为赵本山披上一件越发亮丽的文化外衣。
　　
　　“我是俗人，我雅不起来”， 赵本山也这样说，“没有俗就没有雅，不要用雅的眼神去蔑视俗。”从尊重文化多元的角度，从辩证逻辑思维看，这样的说法当然正确。就像反对“媚俗”是文化共识，但过度“媚雅”也让人讨厌。但是，站在文明的视角，站在价值的立场，境界与立场是个严肃的问题。文明是文化的更高境界，价值立场如果偏离民主与自由，这个就属于是非问题了，这就决定了最终是否会被时代淘汰。“本山大叔”在中国，自然也就不可能被持久和普适地接受。
　　
　　就象我们尊重国民性，但不代表就不去反思国民性了。举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作为国民，我们都希望保卫钓鱼岛，但我们痛恨那些以此为由去砸同胞车辆的人。对于赵本山，我们当然尊重无数父母兄弟姐妹对他的喜欢，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时代车轮终究在前行，人类文明终究在进步。尽管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容易陷入个体孤独的境界，但是，那绝对不意味着犬儒主义的群盲狂欢就具有正当性。就像身在重庆的我曾经被包裹在疯狂的红歌声中，但那时内心更希望听到的其实是像约翰·列侬那种反抗的摇滚。现在，红歌喑哑，摇滚不死。
　　
　　赵本山走下央视春晚，继而退出小品舞台，我绝不认为那只是简单的“单边退出”。不论是说“赵本山退出春晚”，还是说“春晚退掉赵本山”，其实都是不全面的。文明在高处，人民最后不再需要赵本山小品，那首先是文化的选择。精神独立和自由人格是支撑文化走向高处的最终支撑。而影响文化独立的重要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真正把赵本山拉进文化泥潭的，恰恰也就是过度依附权力。一边是“忽悠调侃嘲讽”社会底层，一边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权力投机，这一切，都让赵本山拥有强大的文化权力，也拥有与一些特殊政治人物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同权力之间是可以移接的，赵本山能够长期独享“小品免检，直通春晚”的权力，从根本上讲，其实都是背离文化应该保持独立精神与市场应该形成自由竞争的原则。
　　
　　在全世界，明星艺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都在说明，文艺需要介入现实政治，越是保持独立批判现实精神的文艺，越能抵达高处。美国的乔治·克鲁尼批判现实政治，印度的阿米尔汗推动社会变革，也都在提升这些艺术的价值高度。在中国，这些年，站在公共精神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公民早就无法从赵本山小品中感受到公共情怀与公共责任，批评赵本山的声音也一年高过一年。
　　
　　相对于公民这种独立的权利身份，人民显然是一种更接近于主流政治的身份称呼。但是，公民社会的成长，注定又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的现代公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说，人民终究会不再需要赵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