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人与过客

梅贻琦校长的墓地在新竹的清华园内。把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在中外大学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出现此种情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校长生前有此愿望，例如，厦门大学已故校长萨本栋生前就表示了此种愿望，后来厦大鉴于萨校长对学校的贡献，就把萨校长夫妇合葬于校园内的成义楼旁。二是校长身后人们对其地位的认可。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建议把梅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当时有人私下议论说，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于校园之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为校长墓地了么？但这样的议论并未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仍然将校区内的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了校长的墓园，就是今天的梅园。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做墓园，但是梅校长却可以，因为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与梅校长和萨校长相比，另一位大学校长，一位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就没有那么幸运。司徒雷登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载，（生活随笔）在闻一多看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虽有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却只能侧卧杭州，孤寂地注目北方的燕园。

“勋昭作育”四个大字刻在梅校长墓地的石碑上，这使我想起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两句诗：“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梅贻琦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留给人们身后的思念就是一种归人。归人者，既是一种乡愁的秉怀，也是一种永远的怀念；过客者，不过是无根的往来。梅校长是一个秉怀大学理想的归人，清华大学是他的归宿，他的故国，他的精神故乡。“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深情地渲染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

在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知道梅校长，尤其是他的“大师论”，几乎成了所有大学校长的口头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掷地有声地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我们常常忽视了这句话的仿照对象，其出处是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乔木”与“世臣”之别，对理解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世臣”意味着对“故国”的不同的价值认知。梅贻琦将清华认作“故国”，而自己便是“故国”的世臣了。

人们之所以怀念梅校长，除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之外，还在于他用自己的行为，感染了无数人。他不为名，不为利，而将自己的血肉浇铸进百年清华的气脉之中。人有人格，校有校貌，而大学管理者能将两者融为一体的，可谓凤毛麟角。蔡元培校长做到了，梅贻琦校长也做到了。目前的很多校长总缺少一种对大学的亲近之情，归宿之感，更像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大学成了一副跳板、一个平台，而抱负、理想、百年基业离大学渐行渐远。

梅校长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他的时代也如黄鹤般杳然飘远，可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志业还在绵延。今天，作为大学人，都应该有梅校长那样的担当，那样的大学情怀，从梅校长身上汲取智慧和人格力量。与梅贻琦校长的重逢、相知，应该是大学管理者都应有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