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缺少的并不是梅校长的视野和理论，遇到的困难远非可与梅校长的时代相比。但在大学理念以及治校方略上，大多是停留在认识和口头上，付诸实践的却不多。这就是今天的大学校长与梅校长的差距。梅校长之所以能担当得起“大学之重任”，是因为他“放得下”的东西比我们多。梅校长身上的那种精神，那一股儿“气”，那一种修身养德的功夫，既是一个校长所能躬行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致，也是一种能够担当的情怀。

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梅贻琦纪念馆，梅校长被称为“永远的校长”。关于清华大学和大学校长，台湾学者李敖有两次演讲被人津津乐道。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在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演讲中，提出了“清华人做错了什么？”批评新竹清华大学过分强调理工科，不重视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背离了梅校长确立的“大学应在通而不在专”的理念。一次是二○○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谈到台湾有一个“假清华”，但有一位“真校长”。李敖提出的问题十分深刻且有趣。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命题依然值得追问！“大学人做错了什么？”这是在提醒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而“假清华和真校长”之诘问，是在告诫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校长。因为在当今，不知哪一位校长——他的人品风范、大学理念及其对学校的贡献，能够被大学人尊称为“真校长”和“永远”的校长！

梅校长离开了大陆清华，正是由于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梅校长同时又造就了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人一手托起了两个清华。这恐怕也是梅校长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他不想看到的。或许，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大学，一个完整的校长，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清华和两个校长。于时于地于我，总不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风尘错落之感。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清华的福气，由后人去评说吧。

大学与斯文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校长过世时，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祭文不无哀鸣：“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321页）将梅校长的逝世形容为“天之斯文丧失”，一定超出了当代许多人对大学的理解。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很少有人把斯文与大学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制度或大学治理结构。无独有偶，不久前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个久未谋面的厦大校友，他郑重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让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不能让大学的颜面扫地。

校友的提示，让我深感内疚。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职业”选手，竟然也忽略了斯文在大学中的位置与价值。在我国的大学历史积淀中，斯文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院的精髓之一。例如，在岳麓书院的崇道祠有一块匾额，上面书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再如，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亦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以始基之欤！”古代书院繁茂在于以“斯文”为使命，“斯文之未坠”既是古代学人对书院的期待，也是书院的内在价值与精神。

我国古代书院作为今天大学的“前身”，一直把培养人的斯文作为目标。以君子之道培养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会风骨，促进整个社会从愚昧残暴走向文明礼制。孔子曾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他老人家最焦虑的是“礼崩乐坏”，斯文不在，国将不国。中国近代大学滥觞时，坚持了这样的想象。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斯文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气质。而梅校长不仅在理念上弘扬着大学的斯文，在行动上也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斯文。例如，梅校长性情温和，不轻易主导意见，是斯文，是君子之风；他到达南京后，南京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也是斯文，是君子之气。反观今日大学校长，多少人一时风光无限，但谤亦随之。唯梅贻琦校长生前未“暴得大名”，身后仍为人“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斯文赋予大学的内涵是深刻与全面的，既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外在形式，也是大学的一种品位和气质，还可以说是大学的一种组织文化和道德寄托。例如，大学的各种开学、毕业、授予学位的典礼，甚至包括穿着打扮，都有着斯文的要求。牛津大学就有关于学生正式着装的严格规定：男生的正装打扮必须是深色西装、深色短袜、黑色鞋子、白色领结、黑色礼服外套（衬衫袖子必须掖在外套下）；女生的正装打扮是黑色裙子或裤子、白色衬衫、黑色丝带领结、黑色长袜与黑色鞋子。除了学校的典礼，参加考试也是要求穿正装。这被称为牛津郡一道“斯文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斯文，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斯文。斯文本是属于一群人的，不仅仅是属于一个时代，如果斯文让一个时代带走了，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这群人的悲哀。

当有人提出“给大学留点儿宁静、留点儿斯文”这样一个朴素的要求时，恐怕真的是需要我们反思了。如果用斯文来要求大学，可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又很难。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而在很多人的眼里，斯文与现代大学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制度是冰冷的，精神是温情的。在提倡制度的背景下，给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应该是大学制度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大学的薪火相传，在于延续的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梅校长体现着斯文。他把自己比喻为京戏中的“王帽”角色，唯运气好，非自己能干。但他在治校上确有其过人之处。据说，梅贻琦执掌大陆清华时，清华的教育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哪怕是获得了59.99分的成绩，也必须重修，且没有补考。严谨之道如是，斯文之气何求！

凡是与梅贻琦校长交往过的人，都对其寡言慎行、刚毅稳重、木讷仁爱的性格有深刻印象。梅校长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所以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赞誉：“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是梅贻琦校长的座右铭之一，也为今日的大学管理者做出了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