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开封相国寺在南宋偏安之后不久便衰落了，但南宋临安城内，“御街应市”，在御街两旁，“有三百余人设肆”，其中就有“作画”的市肆，有“纸画儿铺”、“陈家画团扇铺”等。当时在朝天门有售卖年画的市场，出售各种各样的书画作品。每年二月初八，在钱塘门外举行庙会，艺术家都会带上自己的作品赴会。当时民间主要买卖的是反映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的作品，如有人摹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每卷售金一两；画家李东在临安御街贩卖自己所画的《村田乐》《尝醋图》之类。

在社会的中上层，则是另一番景象。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四月二十八日，庄肃蓼塘，出示周昉《挥扇图》，高宗御题，元张受益者。张萱《鼓琴仕女》，明昌御题，有明昌诸印，曾入贾公家。董源《溪山图》，高宗御题，元王子庆物。董源着色《山居图》，元是予得之子珰，后归许氏者。余作四定与许，许作八定与庆。”

到了元代，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被废除，画院中的职业画家退出了画坛，文人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一空缺。在文人看来，绘画的正当动机，在于“寄兴”，作品不可用来出售，只宜投赠知音。如果在画中卖弄自己对实物的描写如何几可乱真，便是屈从一般大众的写实口味了。这也违背了文人画的创作规范。据董其昌《容台集》载：“吴仲圭（吴镇）本与盛子昭（盛懋）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后不复尔。’果如其言。盛虽工，实有笔墨蹊径，非若仲圭之苍苍莽莽有林风气。”盛懋的作品被当做迎合市场的媚俗之作，而吴镇追求的不是浓艳抢眼，而是委曲婉转的效果，较为契合文人的理想。

后来，文人们发现，他们以“赠画”的方式得到富人的回礼馈赠，既可改善拮据的生活，又无损他们的身份。因此，是否卖画赚钱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画家能否不受赞助人左右而独立创作，以及画家是否有深厚的学养，进而在画中注入深刻的情感。元末大画家王冕善画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王冕觉得既然是为糊口卖画，斤斤计较也是无可厚非的，足见当时绘画商品化观念之深。

在观念的转变下，人们不再讥讽揶揄士人卖画，得画付钱成为上下通行的规范。元代公开卖画者，就有身居一品高位的赵孟頫、富甲一方的大画家倪瓒。倪瓒除了画画，“平生无他好玩，唯嗜蓄古书法名画”。为了收藏更多更好的书画，倪瓒唯有以卖画养收藏—“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奉币贽求之者无虚日。”而一代画师赵孟頫，“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这说明赵孟頫已经有了自觉的市场意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形容赵孟頫的画：“空留遗迹传身后，一纸千金争买售。”

当时，“一纸千金”便是评论家们的口头禅。如论李士行的画：“李侯画手名天下，（http://www.7lizhi.com 励志视频）一纸千金不当价。”论钱选的画：“此画老钱暮年毛，真成一纸值千金。”论陈琳《文禽》图：“昔非千金勿轻与。”

“岁获千金”

进入明朝，古玩书画成为清雅的代名词。明代袁宏道说：“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明末松江人陈继儒著《小窗幽记》，称“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当亦扑去三寸”，又称“胜友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明代艺术市场进入全面繁荣的前夜，上有宫廷画家作画售卖，下有民间画师卖画谋生，加之大内藏品渐次流出，市场流量相当大。明代陈昌说“丝缰不受黄门控”，即是艺术市场繁荣的结果。“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的这首诗向世人说明：无论何种地位何种身份的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通过市场换取金钱，不再是丢人现眼之事。

大画家文徵明，“德尊行成，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他的名声，天下皆闻知，图刚画成，便有人挤上门来争购。“吴中四家”之一的祝枝山，是“明中期名冠第一的大书法家”，亦有“海内索书，贽币，辄辞弗见”的盛况。就连家境殷富的陈淳、在朝为官的夏昶，也加入到卖画者的行列。太常卿夏昶，楷书、画竹为当时第一，“番胡海国，兼金购求”，故当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说。

到了清代，书画市场发展到了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鼎盛时期。无论画得好的、画得不好的，名气大的、没名气的，都要在书画市场中一显身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国朝院画录》正式收录的清代画院画家不过81人，仅有33位留下名字。事实上，江南地区任何一个州府所辖地区，画家人数都远不止于此。

自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苏州一直是当时的艺术中心。苏州在元代本是绘画中心，由于明初的战乱，不少画家或被流放或离世，画坛有些一蹶不振。明中期，因京城迁至北方，对苏州的约束力相对减小，商贾、名宦、文士云集苏州，使之成为大都会。“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生动地描绘了苏州当年繁荣昌盛的情景。

乾隆年间，扬州因为盐商云集而兴盛一时。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大批画家聚集此地，作画卖画，领一时风骚。郑板桥更是明码标价，说出了自己的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此笔榜一出，画家明码标价出售作品更是蔚然成风。

上海博物馆藏《郑板桥偶记》中记载了当时扬州地区画家们“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获百金”。据郑板桥公示的润格，可知郑板桥一年须制作并卖出250幅作品。这个数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个天文数字。实际上，这是当时诸多在扬州谋生的画家所面临的现实窘境。石涛的画价很高，但他仍然不得不长时期工作，以应付各项开支，如材料、装裱、代理佣金、礼物和医药费等。“扬州八怪”生活困顿绝不仅仅是因为命运多舛，更多的是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激烈。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具名气者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可见靠卖画谋生实属不易。因此，金农在51岁时还不得不把收藏的名画拿出来换米；华喦在乾隆五年（1740年）除夕因卖画收入太少而无钱返回杭州过年，不得不拖着病体谋取衣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