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市场：丝缰不受黄门控
 
“斯道始兴”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杜甫的诗句正是当时咸阳艺术市场的客观写照。但美术史料证明，中国艺术市场的出现远远早于唐代。

早在《周礼》《春秋》里，就有交易珠玉琅玕、奇器珍玩的记载，西周甚至还存在绘工、雕工等居肆交易。但作为比较纯的书画艺术市场，在汉代才初现雏形—出现了以佣工为主的初级书法、绘画市场。《后汉书》载“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即是例证。

到了魏晋，艺术市场真正兴起。南朝宋泰始六年（470年）九月，书法家虞稣在准备上呈宋明帝刘彧的奏章《论书表》中提到：西南豪士好藏法书，远道寻求南京、湖州、苏州和绍兴一带的名家之作，“颇散四方”。奏章中还说，桓玄、刘毅、卢循素和刘义宗等人家富收藏，如新渝惠侯刘义宗，“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所收法书“招聚既多，时有佳迹”。正是有了这段前所未见的记载，初唐中书舍人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序言中说：“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

当时，书法大家“二王”的作品就是“硬通货”。王献之在《自论书》中记述了他曾写字给一老妇得钱千金的事情。南朝梁书法家萧子云，舟途遇百济（朝鲜半岛古国）求书使者，乃“停船三只，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三十纸获金货百万，看来萧子云已属于当时市场行情很好的艺术家了。

六朝书画市场虽峥嵘初显，但专职中间商却未见诸文献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由于向皇上进献名画不仅可以得官晋爵，而且可以获得巨额赏金，于是出现了一批被称做“书侩”的职业化的书画商人。（http://www.7lizhi.com 励志创业）如长安有“乘危射利”的陇右人穆聿、“词谎智狡”的辽东人王昌、“貌恭性僻”的括州人蘖丰、“志凡识滞”的本地人田颖，洛阳则有“论熟行巧”的杜福、“节苦心廉”的刘翌、“道寡业微”的齐光与“智专识别”的赵晏等。

在《述书赋》中，唐代书法家窦泉称这些专职的书画商人“皆夸目动利，实繁有若无。《诗》不云乎‘匪斧’，《语》有之曰‘反隅’。若或徵数子之运用，甘千里之殊途。则我鸡犬而无来无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裾。成一家之憬彼，睽四海之友于。”这些书画商人既狡诈又辛苦，曾任检校户部员外郎的窦泉自然对他们印象不佳。但这也透露出，这些书画商擅长鉴定、精于砍价，做些长途贩卖和中介代理的生意。

正因为书画交易商的出现，唐代文献记载中数次涉及有明确价格的古画交易。如元和初年，张彦远祖父张弘靖曾“答以名马并绢二百疋”购买族人张唯素所藏卫协《毛诗北风图》；东晋顾恺之所画《清夜游西园图》在唐代几经交易，资费三百匹白绢、三百贯不等；顾恺之《西园图》被郭承嘏门人“以钱三百市之，以献郭公”，《赞皇图》被“当时人以七万购献于（某太尉）李公”等。

当时市场上最火爆的，恐怕要数王羲之了。由于唐朝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多有偏爱，因此，王羲之书法价位始终居高不下。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某客人处以千金的价格购买其收藏的一幅伪造的王羲之书帖。尚书钟绍京爱好收藏，曾“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花了数百万贯钱，仅购得5幅王羲之的行书，却买不到其正楷一字。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以上这些交易均为私下交易，交易价格多少带有偶然性因素。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出了具体的价目表：“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之、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这样一个明细价目的形成，显然是大量交易的结果。

由于艺术市场的兴起，当时的私人收藏家逐渐增多。仅唐一代，见诸史传的书画收藏家就有三四十家。其中以张弘靖最为著名，其孙张彦远所编《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即取自于家藏。《历代名画记》序中称张弘靖曾进献书法，“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可见其收藏之丰。梁千牛卫将军刘彦齐，除了搜求、购买精品书画以外，还常以“借”的名义，将复制的作品还给别人，自己留下原作精品。至今人们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就出于当时刘彦齐被时人称为“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齐之眼”之故。

“御街应市”

唐朝内府的收藏，主要来自进献和搜访两个渠道。与唐朝不同，宋代皇室开始以市场交易的方式购入书画作品。如《宣和画谱》搜集的6393件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购自市场和民间。被后人称为“丹青皇帝”的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除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徽宗还将翰林图画院画家的作品编辑成《宣和睿览册》，累至千件。

皇室崇尚文风，好文雅赏的习气也影响到了民间。当时的药铺、熟食店、茶肆、园苑甚至妓院都有张挂书画的习气。绛州人杨威专画《村田乐》，并被贩到开封出售；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后到汴梁出售自己的作品。

与唐朝艺术市场相比，北宋出现了市廛集中化的趋势。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位于汴京东角楼街巷的潘楼酒店下，每天自五更天开始买卖书画与珍玩犀玉，十分热闹。另外，潘楼东街巷的“从行曩角茶坊”下，也自五更天开始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相国寺在徽宗崇宁年间更是盛极一时，“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一次，大收藏家米芾与仁宗朝宰相富弼的女婿范大珪同游相国寺，先以七百两银购得唐朝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后以八百两银购得徐熙《桃两枝》真迹一件。更有赵明诚，每逢朔望告出，质衣得钱，入相国寺买回碑文，与李清照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这种天价，不是赵、李所能支付的。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次日将画还给人家，“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