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照片取出来，图像已被水浸花泛黄，拿着照片，看着爷爷那时候精神矍铄的笑容，想起冰棺里他水肿的脸，遗像中含笑的嘴角。哦，那个我最爱的爷爷原本是这般健康！一年又一年，习惯了病怏怏、弓腰驼背、走路蹒跚的爷爷，曾经的外貌竟被淡忘了。我想，在奶奶、爸爸、姑姑的记忆里，还有爷爷年轻时身强力壮的体魄吧？
爷爷单位的同事推测他得病可能与他年轻时用脑过度有关，她说：“那时候没有电脑，宝鸡石油机械厂的所有数据都在段希信的脑子里。”爷爷工作兢兢业业，曾于1956年荣获“宝鸡市先进统计工作者”的称号。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出身不好的爷爷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车间当锻工。锻工是厂里最辛苦的工种，每天都要与火炉打交道。夏天最是难熬，全天都要工作在几十度的高温里，一干就是十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爷爷又回到了经营计划处继续从事统计工作，直至1992年春在统计师岗位上退休。

爷爷临走前最后的话，是在插了呼吸机两夜后稍有意识的一句“不疼”。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不管生活情况怎样，他总是坚强地支撑着。呼吸机以及各种药物维持了几天的生命体征之后，爷爷还是在9月5日上午8时35分停止了心跳。火化的前一天下午，我陪奶奶去看他，爷爷躺在菊花间里，外面罩着冰棺。眼前的爷爷是那么陌生，脸上水肿，帽子只能盖在头顶，眼镜仍在鼻梁上架着。大姑把他生前随身的东西放在他的手边，我摸了一下那曾经温暖的手，冰棍一样的冰冷。她们在旁边嚎哭着，我没有出声，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眼泪簌簌地落着，任火葬场的蚊子贪婪地吸着我的血液。爷爷再也不会醒来，不会再操着河南口音叫我“路路”。

按照习俗，家人在小区里搭上了灵棚，即使爷爷生前十分反对这样做，他觉得这样不好看，会加重亲人的难过，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出殡那天，我捧着爷爷的照片，浑身无力地靠着墙，眼看着他们把爷爷推进火炉，看到几近崩溃的爸爸要求拉开布袋再看爷爷最后一眼。去陵园的路上，交响乐队奏着哀乐，我挽着手捧爷爷骨灰的爸爸，这是最后一次我们三人离得如此近。下葬时分，我心慌得厉害，一度呕吐。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亲人的离世，生与死之间的鸿沟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遥远。

回西安前，我带走了爷爷钱包里的那张照片，把它夹在我的日记本里。仿佛他就在身后微笑地注视着我，有爷爷在，我不害怕。每个人都年轻过，身边的亲人不会陪伴我们一世。爷爷走了，他的后代们还要擦干眼泪，为事业、为家庭努力奋斗，正如爷爷年轻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