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纸价几翔踊
江南纸价几翔踊
有艺术生产者，自然就有艺术消费者。
自汉武帝创置秘阁以收集图画起，皇室就是艺术消费的一大主体。魏晋南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雅好书画的代表。他精于鉴赏，搜求历代书画名作不遗余力。他还与臣僚陶弘景等人在书信中就书画优劣的问题进行评鉴。陶弘景的《论书启》便是最好的见证。当时不少江南士族甚至西南豪士也都“咸慕其风”，纷纷购求字画。
隋灭陈后，得书画800余卷，隋文帝在东京（今洛阳）观文殿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历代法书、名画。唐政局稳定伊始，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至十九年连年下诏购求散佚民间的历代书画；开元十年（722年）十二月玄宗命太子中允张悱充使搜访书画，天宝中又命徐浩任采访图画使博访图画；至德年间，肃宗命侍御史集贤直学士史维则“充使博访书画”；建中四年（783年），德宗又命徐浩、窦蒙、窦臮搜求书画。
当时，画家云集长安，他们绘制的壁画遍布古城，出自他们之手的卷轴画也在街坊流传。绘画与音乐、舞蹈、杂技一样，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时代艺术氛围中，从宫廷到民间，出现了众多的名画收藏爱好者，其中有帝王、官员、文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盛唐时期，书画消费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
《大唐传载》曾记载，元和年间，尚书省郎史数人在省中纵酒并谈及各自的爱尚及憎怕时，众人皆言平生好尚图画及博弈。如魏徵家“富有书画”；王方庆家“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异多异本”；李范家“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韦述家“聚书两万卷，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在德、顺、宪、穆、敬各朝一直官居高位的王涯，不惜以金钱与官职为酬，收买法书名画，以至“家藏书数万卷，侔于秘府”。
一般达官贵人因精博好艺“购求至宝”，成为“蓄聚宝玩之家”的已不胜枚举，仅在开元年间，名见史载的收藏家就有窦珊、席异、潘履慎、蔡希寂、窦绍等三四十人，而张彦远一家五世更是“家聚书画作秘府”，至于消费量较小难以载名的仕官人物则更多。其风之盛，仅长安文人士大夫“侈于书法图画”，就达到成为风俗的程度。
而当时的民间书画市场，需求也很大。杜甫诗句“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所记述的就是这种盛况。宣宗大中末年，舒州出现了特大鸟巢和一种“人面绿毛，嘴爪悉绀”的怪鸟，“时人尽图鬻于市肆焉”。当时，佛教壁画盛极一时，信众不惜斥巨资募请画家或画工绘制壁画，也成为艺术消费的一部分。(人生感悟 www.7lizhi.com 励志故事)如阎立本至荆州，“群僧于是聚镪数十万，求立本作《醉道图》，并传于代”；宝历时，越州观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陆氏为“祈一男”，以钱百万募画工绘制神仙像。
宋朝皇室亦喜好书画，曾多次派使臣到全国各地访求和购买。宋徽宗时代，内府收藏日趋丰富，于是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共载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南宋初建，高宗甚至于“干戈扰攘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还“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
在皇帝的影响下，宋代宫廷画家们为了收藏到民间的精品供自己观赏，也都不惜高价收购。如《画继·小景杂画》云：“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从中可以看出宫廷画师对于收购书画作品的热情之高。
北宋欧阳修在“跋学士院御诗”时曾写下一段动情文字：“院中名画，旧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后壁。其后又有燕肃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狃，皆在屏风。其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梦寐思之。今中书枢密院，惟内宴更衣，则借学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画下，不忍去也。”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书画的喜爱程度。这也导致北宋文人收藏令人叹为观止。《画史》记载过这样奢侈的赏玩方式：“凡收画，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图，巨然或范宽山水图，齐整相对者，装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挂名笔，绢素大小可相当成对者，又渐渐挂无对者。盖古画大小不齐，铺挂不端正；若晋笔须第二重挂，唐笔为衬，乃可挂也。”在自家的厅堂中悬挂古画，必须先用尺幅齐整相对的唐希雅、徐熙、巨然、范宽等人的作品裱褙装饰，以作为悬挂更重要的“名笔”的背景；而假如是赏玩“晋笔”，则还需要比上述五代画家更古远的唐人作品作为背景衬托。这种豪奢的赏玩方式足以刺激当时的艺术消费市场。
此外，历代的鉴赏家不仅鉴定作品的真伪，还是艺术消费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鉴藏家人数众多。邓椿《画继》中记载两宋之间的藏家有30多位，共计200多件作品目录。他们收藏的作品数量之多，是前代无法比拟的。《画继·杂说论远》指出：“荣辑子酷好图画，务广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类循次开展，遍满其家。每一种日日更换，旬日始了，好事家鲜其比也。”到了元代，赵孟頫、倪瓒等人既擅长书画，又精于鉴定，并将书画收藏与绘画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使士大夫收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中期以后，因为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富商巨贾跻身艺术品收藏行列，成为艺术消费的重要群体。“江南纸价几翔踊，白金彩币随青铜。”明代诗人李东阳借“洛阳纸贵”的典故形容江南书画市场的兴旺。明代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书画古玩收藏之风的兴起：“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明末清初大玩商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是否拥有古玩、会不会鉴赏，成为衡量商人雅俗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商人们“不惜重值争而收入”，而古玩商则“闻风奔至”，商贾收藏的情形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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