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我所认识的邬惕予先生
 
我认识邬惕予先生有半个世纪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新化县最边远的田坪小学教书。老校长康造新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茶余饭后评点区内教师，常说：“最厉害的还是温塘完小邬先生，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好，一笔欧阳询，盖过好宽！”这个邬先生便是邬惕予。那时候人们彼此习惯称同志，叫人先生，常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歧视。但对邬则不是，多的是敬重，或多或少也还有一点点对他那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迂气的调侃。邬先生大我十来岁，面容清癯，身材瘦长，不大修边幅，加上说话斯斯文文的，让人觉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后来每每看到他，常想，第一个叫他邬先生的人一定是个天才，这么贴切。

老校长的激赏引起我对邬先生的兴趣。田坪小学是区中心学校，全区的教师常来这里开会，我们很快便认识了。在田坪我们都是外乡人，又都喜欢古典文学，喜欢看书，有共同的兴趣，慢慢就亲近起来。每次来区里开会，他总要到我屋里坐一阵，聊几句，直到开会的钟声响起，才一起去会场。临走时顺手拿一本学生用的空白练习册，两人坐在一起，听烦了，玩个小游戏：他在小本上写一句诗，递给我：朱雀桥边野草花。刘禹锡的《乌衣巷》，我知道，接着写下一句：乌衣巷口夕阳斜。旁边没人注意就接着写。有时他写一些比较冷僻的诗词，我接不上，他就让我回去翻书，这样倒也逼着我多读了一些唐宋诗词。

不久，学区决定办一张油印小报，叫《钟声》，一个月一期，让我和邬先生负责。邬先生字写得好，刻钢板自然是他的事。邬先生工作的温塘完小，离田坪二十来里，星期天一早过来，下午把小报刻好印好再回去。有公路，没有汽车，来回四十多里路，全靠两条腿走。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本来就很清癯的他更是一脸菜色。那年月讲究“全心全意不计报酬”，全部补贴是一顿中饭。饭是薯米饭，菜是老南瓜煮淡干鱼。炊事员是个才从部队转业的小青年，头脑灵活，他把星期天这顿饭跟星期六的晚饭菜一块做了，第二天只要放到蒸笼里蒸一下就行。老南瓜煮淡干鱼，水里巴叽的味道本来就不怎么鲜美，再在大蒸笼里蒸一次，那滋味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饭就更不要说了，本来就是公共食堂那种双蒸饭技术饭，发霉的干薯米肿胀得有指头粗，严严实实地盖在不多的几粒米饭上头，黒不黒黄不黄的，有时候还有一粒泡发了的老鼠屎赫然躺在薯米中间，灰灰黑黑一坨，连炊事员看着都有点不好意思，邬先生只是笑笑，把筷子倒过来，扒掉那坨污秽，照吃不误。吃完饭还要同我印报。我怕他太晚，让他先走，他不同意。山区的天黑得早，弄完了出来，已是一天暮色。我常常送他一段，看着他慢慢融进暮霭中单薄消瘦的背影，想起前面二十来里漫漫山路，心里很不是滋味。

交往多了，对他多了一些了解。他出身贫苦，迫于生计，十来岁报考宪兵学校，本来是想去读一个不要钱的学校，没想到一入校就编入宪兵队，后来就成了历史问题，这个包袱背了半辈子。家里老母年事已高，儿女太小，一家的生活就靠他几十块工资撑持。他告诉我，从温塘到田坪，二十来里路算什么。他家在桑梓，离温塘四十多里。温塘附近有一个煤矿，寒暑假、农忙假回家，要买一担煤炭挑回去。为了省几里路，大路不走走小路。那条山路我走过，有一段叫红岩上，笔陡的山崖，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悬在几丈高的半山腰上，平常空手走过都要出身汗，何况让这个瘦骨嶙峋的文弱书生挑近百斤担子！我向他说出我的担心，他只是笑笑：“习惯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字是趴在石板上练出来的。原来，他很小就去新化城里的唤民书局学徒。书局有一台石印机，承印一点简单的书报广告。石印机印东西，先要把要印的文字写在石板上。石板磨得一平如镜，溜光水滑，要在上面写字不容易。老板看邬先生人聪明，字也写得好，就叫他干这个活，空闲时也让他练练字，先学黄自元，后来又学二王，学欧阳询、颜真卿，几年下来，练就了扎实的书法基本功。

大概是1973年，新化华新瓷厂扩建，要生产出口瓷，四处网罗人才，（http://www.7lizhi.com  友情故事）邬先生被选调，同时选调的还有现在名气很大的工笔画家邹传安。说是全县选调的人才，待遇却与一线工人无异，大车间上班，住集体宿舍，吃三五元钱一个月的伙食。他家在农村，星期天一定回去帮助妻子做些田里土里的工夫。每天上班，总系一条灰不拉叽的长围裙，一副老花眼镜吊在鼻尖上，一手抱着个新烧成的瓷瓶，一手握一支加长的毛笔，聚精会神地在瓷瓶上写字。他用的笔是瓷厂专用的线子笔，笔杆特长，杆头竹节突出，比普通笔重，不好掌握，一般人望而生畏，他用起来却得心应手。当年在石板上写字不容易，经过精心打磨的石板滑不留手，如今在瓷瓶上写字就更难了。瓷瓶上过釉，比石板更滑，更难的是它不是一个平面，要在一个曲度、大小不一的曲面上写出端庄秀美的正楷，需要怎样的功夫、怎样淡定的心境和定力！他终于以书法成名，有书法界权威说：邬惕予的正楷，至少在湖南无出其右者。我想，这样的成就，不正是得益于生活的磨砺吗？命运是公平的，艰难生活的磨砺，苦了他，也造就了他。

1970年代末，我调到出版社做编辑。看到书店里满台满架的字帖，感觉许多写得远不如邬先生。心想，何不也给邬先生出一本呢？《老子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五千言，如果请邬先生用正楷写出，再配上白话译文，既是一本字帖，又是一部《老子道德经》的优秀读本，还是一件可供欣赏把玩的漂亮的书法艺术品，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但那时候出字帖是有很大难度的，不像现在谁都能出。先征得社里同意后，我便与邬先生商量。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寄来了试写的样张：不同规格，不同大小，三种十四页，都写在16开的宣纸上。纸可能是平时剩余的边角余料，新旧不一，厚薄不同，有的还泛黄了，但字却写得非常精神。样张拿到选题会上，没一个不说好的。没过几天，我们就请他来长沙写了。

那天傍晚，我们正吃晚饭，邬先生来了，还是那个不修边幅的样子：一身蓝不蓝灰不灰的涤卡中山装，一双好像永远不要擦的旧皮鞋。肩上一根木棍，一头是个帆布包，一头是个编织袋，两只老母鸡从换气的破口处惊惶四顾。大概有些累了，邬先生黧黑的脸上，笑容里明显透着疲惫，看来500多里车程又是在火车走道上将就过来的。我调侃他：“竹杖芒鞋轻胜马。”他一愕，大概想起了在田坪的日子，笑道：“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相视大笑。我爱人忙给他打水洗脸，然后坐下来吃饭。餐桌上说起路上的辛苦，他淡淡地说：“习惯了，就是太挤，坐在过道上，妨碍人家走路。”他告诉我，这几年省里办展览，常常请他来写字，都是这样来的。他说得很平静，我却感到非常歉疚：请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书法家来长沙，怎么连这个问题也没有想到呢？我批评他不应该带鸡，好麻烦。他笑笑：“乡里人进城看老朋友，没什么好东西，两只鸡，自己屋里喂的，意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