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人间》
天上的《人间》
在大三巴牌坊还是什么街边，有天主教会散发《新译本圣经》。夜里的飞机上，我打开，打算读一段。老黎说：为什么？大概觉得在这地方开口读经，有点怪。他翻出马太福音的主祷文。飞机隆隆，人声嗡嗡，但我仿佛不需要追随自己的声音，而能听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入都尊你的名
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去年开始老黎将《荒漠甘泉》逐章贴在博客上，差不多是热切地盼我们读，我逐日读了，却暗暗生了逆反心。他其实是知道的，这些以知识为业的人，总不肯接受说教口吻，特别是看起来好像人生感悟的——这也算半瓶子知识醋的傲慢吗？但我不过是想，迟早会从自己的生活（无论欢喜还是困厄）接近它。
在这延误的疲倦的深夜飞行里，哪里来的意志唤它，莫非这是“在天上”，靠近了父吗？还是为这几天行走于澳门处处皆在的古老、美丽的教堂和雨中的莫里逊墓地？或许都有，但直接的，怕是为这次会议所写的《汤英伸案的<人间>报导》的报告，以及两个月来阅读《人间》杂志47卷，愈来愈知觉的：发行人陈映真的宗教情感如此隐微又炽热地注入这个198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摄影——报导文学杂志，而与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暗中相随，不离不弃。在资本理性主导的社会里，撑起了一个奇特的、将金刚怒目藏于温柔眷顾的“人文空间”。
1985年，十八岁的曹族少年汤英伸在台北杀死了自己打工的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而《人间》同仁在耸动的社会新闻中，却感知到他因犯罪而怀抱的“世界上最大的孤独”。连续的报道不但展开了少年积极、秀异又不免挫折的青葱岁月、陷落台北犯下“灭门血案”的前因后果，也凝眸于故乡阿里山特富野部落，他那为族人生计奔走而受尊敬的公务员父亲，那为他来到台北法庭，却只能用眼泪和抽搐，表达“在异族的世界成为罪人”之痛的曹族乡亲……一个山地民族的命运打开了富裕社会的“黑暗之心”，击打着1980年代末，那些“饱食”却尚未迟钝、正蠢蠢欲动于社会运动、民主浪潮的台湾人的心灵。一百二十多名文学、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总统府，喊着“社会同罪”、“枪下留人”；许多高中、大学生在《人间》的读者信箱栏里倾诉：“他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代罪羔羊”；“流尽了眼泪，也要让法官相信……”
在某些时代氛围的发酵中，悲剧能成为一整个社会的净化剂（汶川地震岂不是如此）。心灵被唤醒，其实是先有了被唤醒的需求。人们早已对“富裕台湾安和利乐”的自诩生了疑心。《人间》的汤英伸报导引发了对台湾教育、民族问题的反省，酝酿出一种类宗教性的同情与同罪感：“与汤英伸同罪”、“与社会同罪”。
在出生于1961年的诗人陈克华笔下，“最—后的少年”汤英伸，是那启示录里，因“被杀过”而得权柄，揭开七印、赎回世人的羔羊。汤英伸，这个最终不免于死刑的少年，他为台湾赎回了什么？
赎回了陈映真在《人间》宗旨呼唤的，“信、望、爱”的天国之道吗？赎回了因年轻而真挚、而尤其敏感于社会不公，愿意怀抱“爱与关怀”去实践的少年们吗？
以《人间》为中心，台湾媒体联合为汤英伸案中两家死去的人们，以及原住民文化适应问题募款：“爱使宽赦得以完全”。汤英伸执行死刑后几个月，汤父探望苦主的父亲，二人拥抱落泪，“以后，请到家里来奉茶……”陈映真说：“《人间》杂志在采访的现场里经常体验着这种叫人觉得生活有它的希望和尊严的故事，但没有一则像方才病房中的一幕叫人受到启示和感动……”
这样的启示和感动，无疑是珍贵的。看起来，围绕汤英伸，《人间》创刊的宗旨得到一次完美的实现。但是，正如呼唤“信、望、爱”的温情脉脉中，并行着对社会公义、平等、自由的绝对追求，是有战斗性的——为了这样的“天上的国”的到来，基督耶稣才来到人世，“天国近了，修直主的道！”是教诲世人的伦理和品格，也是抗诉，是愤怒推翻神庙里为利庸庸的几案——汤英伸为世人赎回爱与关怀之心，却并非不会流于抽象、空泛，象征着人的“文明程度”的某种人性指标，陈映真和《人间》，必须将汤英伸，这“最后的少年”的警世变奏，进行下去。第九期《不孝儿英伸》后，《人间》的原住民问题报道有增无减，举凡山地生存困境、伦理、情感、信仰之变化……逐层展开。少数民族问题，与台湾社会诸多问题密切地连接，同构，彼此映照。譬如依附性经济与农业的凋敝、部落的解体；譬如山地青年涌入都市，成为最底层劳工；譬如山地矿工占极大比例的矿业，矿难频发所揭示的，命贱的穷人与嗜血的“发展心态”。少数民族问题不只是民族问题，它分明也是一个阶级问题。这个“阶级”在解严前后的台湾社会是不容易被讲出口的，虽然那也是党外、街头运动激荡的时刻，然而《人间》以它特殊的，笼罩着宗教的悲悯和温柔的方式，展示给人了。
民族问题何以成为阶级问题，人数微少的原住民，何以成为汇聚台湾社会矛盾的容器，而这个容器于台湾社会的推动能量，又当如何引爆？从这里，历史是自然而然，也是注定要被召唤的。《人间》22期发表《曹族三部曲·民众的吴凤论》，原本蒙昧的书写者航向历史的黑河，追踪一个广被流传接受的以“文明教化野蛮”的“吴凤神话”，带出了汤英伸家三代人的命运。
汤英伸的叔祖汤守仁，在青年时期，追随阿里山乡乡长高一生，与战后台湾秘密的左翼组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接触，卷入“蓬莱民族解放委员会”案，最终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清洗。高一生是殖民地教育下的山地精英，力图在医药、农业各个方面改善族人的生存。汤英伸的父亲汤保富代表的，是战后出生和受汉语教育的一代。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山地知识分子，他组织族人自力修山路，与政府沟通修桥，为族人开拓往外在世界之路。他的理想如他为路桥奔波的身影，是笃定的。而在这样小康的、体面的、模范家庭中长大的汤英伸，虽然先天背负了民族不平等，但真正压迫他的，恐怕更是“惩罚式”规训教育和消费社会中的成长：为“出息”、“前途”奋斗并迷茫；“没有理想和目标”；“最大的愿望是到美国看音乐会”等等，是这个在都市受到欺罔的少年，无从释放压力，在瞬间成为罪犯的内在根源。汤保富一定不会想到，他为族人所开的路和桥，其实是通往更大的迷惘的。汤英伸已经失落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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