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弗洛里安（Mike Florian），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表过一篇非虚构文章，此后一停就是40年。这期间他在西北太平洋做渔业生意，之后又在一家大型渔业公司做了多年的首席执行官，近20多年来，拥有并经营着一家鱼饵和宠物食品加工厂。近年来，弗洛里安的写作兴趣被重新唤醒，开始陆续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期刊上发表小说。他自称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写作，因为那时候他的思维异常活跃。

弗洛里安现和妻子居住在加拿大的北温哥华市，养有两条狗和一只猫。

他们一行十一人被带到一幢白色建筑物后面，带队的人吩咐他们停下，让他们挨着墙根坐下来等待。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www.7lizhi.com  爱情文章）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有些人端的是左轮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之内看不到别的女人。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哲理故事）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等，甚至尝试了俄语和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倒下。

“离开这里。”队长对士兵们说。

“他怎么办？”他们问。

“丢下他。”他说。

黑衣女人把马拴在二轮马车上，向丈夫跑过去。当她来到他身边时，他正屈膝跪下。她解下他手腕上的绳索，几乎是把他拖到了马车旁，而后扶他上了马车，让他躺下。士兵们的身影刚刚消失在山那边。而白色的墙根下还躺着一具具尸体。

女人爬上马车，紧紧地拥抱着丈夫，不顾他身上发出的熏人的臭味。两人抱头痛哭。

战争结束几年后，诗人患肺癌而死。之后女人一直寡居，直到多年后追随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