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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做回自我 按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

作者or编辑: 青春励志 发布: www.7lizhi.com 时间: 2012-12-29 阅读:

柴静做回自我 按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


柴静,生于1976年,19岁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央视最穷主持人”......

在这个人人都马不停蹄地追逐着名、利的时代,柴静似乎有些和时代格格不入。不爱化妆、不怎么接受采访、不凑热闹到处评论,柴静按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

1994年,湖南,周末深夜的文广电台

“以前也会急于否定在电台的经历,人在成长中总在否定过去,但再过一个阶段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个阶段真的有很好的东西。人总在一层一层更新,就像叶子,新旧并存,都长出自己的姿态。”

柴静如愿地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湖南上学。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那会儿,柴静很爱读台湾文学、听台湾电台,喜欢台湾电台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也会模仿他们的表达。毕业后,柴静留在了湖南文广电台主持周末深夜时段的节目——《夜色温柔》,那原本是一个放花鼓戏的时段。

柴静向领导申请了这个时段,而且不要工资。当领导同意的时候,柴静心里狂喜。现在,柴静依然记得当时的兴奋:“就像一个爱玩网游的小孩,玩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突然有一天,有人聘请你以网游为职业,每个月还有100块钱(后来领导有恻隐之心,每个月给100块钱用于加班打车)。”

那时候,柴静就对这份职业非常敬重,即便是做电台节目,说的每一个字全部写下来。

柴静说:到现在,依然是这种心态。“就像有件好玩的事情,社会允许我玩,还给我发工资让我活着,活得也算有尊严,租得起房,打得起车。我已经不受物质匮乏的痛苦了,这是多大的自由啊!”

因为媒体记者披露她曾在北京租房十几年,柴静被贴上了“央视最穷主持人”的标签。因为屡屡被问及此事,11月29日,柴静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这事跟能力和道德都没关系,没什么可自惭,也没什么可自得的,更谈不上‘甘于清贫’。溢美之词,不敢领受。这种私事本来犯不着说明解释,但这种‘最’字描述本不客观,一再传播,本质上是拿来与别人作比,很有‘抑人扬已’之嫌,对我的同事们更不公平。”

不爱化妆、不怎么接受采访、不凑热闹到处评论,柴静“按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

柴静拒绝了进摄影棚采访,倒是推荐了一家氛围不错的露天咖啡厅,约在冬日的午后。

黑色的高领针织衫外面套着件长款灰色针织外套,脖子上随意搭了条简单的暗红色毛绒围巾。见摄影师在抓拍照片,柴静则掏出一管唇彩,也不用镜子,淡淡地涂了涂。

拒绝摆拍,一是不愿意被摆弄、不愿意作伪,“真跟假有时候是一个心理习惯,有时候就在很小的细节上,这个心理习惯一旦开始了,不知道会酿成什么后果”。柴静礼貌而坚定地解释道。但更重要的是,“不想把自己塑造成偶像”。

二十几岁的时候,当主播的柴静也会每天都把头发吹得很高,每天都得换身亮丽而得体的衣服,(青春励志)甚至还有节目组专门陪同去买衣服。“但现在,头发洗完吹干了就行。穿衣服也是身上穿了什么就怎么上镜。”有时候,主编会问她怎么不化妆就上街,柴静反驳道:“谁有权力对我有这个期待呢?”

2001年,央视,新闻江湖的摸爬滚打

“第一次采访我就失败了,连采访本都落下了。采访对象追下楼:‘怎么你比我还紧张?’江湖上是腥风血雨的,你得上阵杀敌,不是舞个袖就下来了。我要的也不是快意恩仇的采访。比如归真堂的采访,大家都去攻击他,但我理解他。我也没有想改造他,只是想像泥土一样松一松,还能有萌芽。”

2000年,柴静接到一个电话,是央视陈虻打来的,邀请她加盟《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和白岩松做搭档。

柴静一直没敢问陈虻为什么选中她,“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被打击的”。柴静笑着说道。直到陈虻去世前,柴静才听他和别人说起为什么找到了她:“柴静有很多毛病,但是有一点,她还是不人云亦云的。”两年以后,柴静选择了转行,做了记者。因为她知道“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

会有很多人给柴静留言,“希望你评论此事”。柴静理解公众的期待,但却不会被这个期待绑架。柴静说道:“中国不缺评论员,缺的是报道的人。”

第一次做采访,柴静就失败了,连采访本都落下了。柴静把它形容为:“雪崩般的失败感。”

“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是女生或者你年轻,而是因为你不懂。所以就该学,在实战中学。在学的过程中,短兵相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很简洁、有质疑真相的决心。”柴静从中受益很多。

而柴静在江湖立足的第一仗当然是“非典”报道,刚进《新闻调查》柴静便主动请缨上“前线”。

妈妈在老家看到节目时正在打麻将,哭了,但没告诉柴静,只是问了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非典”报道结束后,柴静从酒店回到了家里。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

“非典”报道数月之后,柴静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零一医院吗?”柴静马马虎虎地往下看。“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看到这,柴静一下坐直了。“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后,柴静做过很多“求真”的报道。她在书里写了《华南虎照调查》与《征地调查》,写“事实就是如此”与“逻辑从泥土中剥落”的过程。

“胡适说过:‘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求真是一个思维方法,不在于今天我要做一个轰动一时的报道,明天还要做更有收视率的;而在于无论我做的是什么,都用同一个思维方法来看见这个事情的脉络。”

柴静说,影响她最深的是奶奶。“她很善良,她的存在让我看到了我的弱点。她从不责备我,只是示范,包括后来遇到的同事们都很包涵我。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憨亲’,傻乎乎地和你亲。这样一种教育和爱能把人从专制、僵化的思维里解救出来。”柴静也试着如此对待采访对象,虽然达不到“憨亲”,但“不去责备,用问题让他明白”。

2011年,《看见》里的宽厚

“有人说我宽厚了。其实只不过是往外长了一些东西,核心没什么变化。从《新闻调查》到《看见》,是我内心发展、演变、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我有所改变的原因。一段时间后,那种锐气十足的对抗性采访方式就满足不了你了。不是因为觉得单一,而是因为它不足以认识世界。”

《看见》的第一期节目采访的是姚晨,柴静挖掘的是“公民姚晨”。

《看见》有一期节目是采访李娜,谈到“雪崩般的失败”,柴静深有体会,采访像姐妹俩聊天。

《看见》还有一期节目是采访“虐童”事件里4岁的孩子。采访完,柴静捧着他的脸说: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知道今天问你这些,会让你回忆起让你难受的事儿。对不起。但是,你说的这些可以帮到世界上很多的小朋友。所以你真的很勇敢。然后孩子就抱着她,死死地搂着她的脖子。“我很少被一个小孩那么紧的抱着。他也不松开,我就那么拍着他。拍了一会儿,我闭着眼睛,他也闭着眼睛。我跟他说:‘阿姨喜欢你。’他说:‘我也喜欢你。’”柴静回忆着,满脸柔情。

书中,柴静写到了采访李阳和他妻子的节目。

写完提纲,柴静习惯性地把本子合上,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想了想:“如果我是她,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希望这个记者怎么对我?”十分钟后,柴静想带一束花给她。

没来得及细想,柴静买了一束百合,拿报纸包着就给了她。她有点意外,没说什么,找了个花瓶插上,然后拿出一本家庭相册,翻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李阳送的玫瑰花。她说,那天她让李阳给她买花,李阳就让秘书给她买了一束玫瑰,她把其中的一支留了下来,每一片叶子都非常小心地拿塑料膜包着、压好,旁边放着一张家庭照。她说:“我想让我自己记得当初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柴静问自己:为什么要给她花儿?“我并不是一个想着跟采访对象表达友善的人,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理解本身就是最大的友善;我也不太愿意和采访对象发展私人的关系。但不知道为什么,对她,我会有这个冲动。”

柴静并不知道一束花会启发她什么,但自己却回想起一些早已模糊的岁月。“我十三四岁上中学时,当地有些小混混,下了晚自习就在街边等着小女生。有次白天在街上,有个小混混喝多了,从身后过来把我扑倒在地,头磕到了街沿儿上。后来那些人笑着把他拉开了。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牛仔装,弄得身上都是土去学校。”

写到这儿,柴静明白了为什么要送她花,是因为“遇到了外界的暴力或伤害时,被伤害人最难受的不是肉体的伤痛,而是对自己的怨憎。这个憎恨是说我自身一定有什么残破之处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这束花只能代表说同为女性的我曾经有和她相似的感受”。

“写的时候会有好多这样的发现,看见早已熄灭的自己,亮了一下,闪烁起来。你看到那个光亮,把它捕捉下来。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完成。”

新书最后取名《看见》。“看见”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动词,柴静说,她不太喜欢用“观察”这样的词,因为这个词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优越感。

写书的缘由是两个“离去”——陈虻的去世和自己离开《新闻调查》。“但也不是为了单纯地纪念他,那不是他乐意看到的。”柴静总会不经意间提到陈虻,不自觉地笑开来。

从最近被传冯唐为她离婚到几度被传、被法院带走,柴静对于这些谣言从不做任何回应,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分析这背后的传播线索和规律。

“对自己要有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才行,不要把‘柴静’这两个字太当回事!只要跟我的职业有关,跟我供职的单位有关,我是一定要出来澄清的。但工作之外,那是我的私生活。你们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跟我无关!”

柴静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六哥(张立宪)、老罗、何帆……问朋友眼中的她什么样?她一愣,“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天天回来写日记观察自己,今天我表现如何?大家如何看我?挺可怕的!和朋友在一起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忘我。工作中也理应如此,像呼吸一样”。

问她也会八卦吗?她很快反问:“这不是正常人都会的吗?”“每个人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人那么单一多可怕。几乎别人体验的我也都体验了,这样生活才有意思。”

某天,柴静看到十五六岁时的日记本,上面写着:“身边的很多人都想当主持人,想去中央电视台,我的目标不是这个。”当时柴静都愣住了,“那是什么呀?”她想不起来了。翻过来,上面写着,“我想要的就是不断地改善自己”。

回忆到这,柴静像个孩子一样地笑着。“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这样改变着,不敢说每天都在进步,列夫·托尔斯泰这样活跃的生命力,50多岁也生活在发展停滞的恐惧中了。所以,要趁现在多做一些。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终点,只有过程,所以得使劲往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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