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质量

张怀瓘在作《书估》时，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但张怀瑾又明确指出，王羲之草、行、真书价值截然不等，目的即为纠正世人“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的肤浅之见。

这就是说，一幅作品的价位，除了看作者名气、时间远近，还得看作品质量。王羲之书法价位比较昂贵，其名作价格更为不菲。张怀瓘在《书估》中说：“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唯鉴别之精粗也。”

作为王羲之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价格之高更是几于“天价”。据唐何延之所撰《兰亭记》记述，太宗在房玄龄的建议下派萧翼设计巧赚《兰亭序》后，房玄龄因举荐有功，得赏锦彩千段，萧翼也擢拜为员外郎加入五品，并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疋，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唐太宗对辩才和尚也未治罪，反而赐其“锦三千段，谷三千石”。李冗在《独异志》中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爵赏之外，别费亿万”。这些爵赏、花费虽不是《兰亭序》的直接交易价格，却是其价格的间接体现。

在《书估》中，张怀瓘更是以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的价格为例，说明了作品质量的重要性。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两人的作品风格各有特色，“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王献之的作品还有“惊奇”的审美效果。但为什么王献之作品的市场价位比父亲王羲之略低一些呢？按照张怀瓘的说法，是因为王献之的作品“时有败累，不顾疵瑕”，还有用笔上的缺点。两人虽都列为一等，但高低之别是明显的，“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

同张怀瓘评判书价的标准一样，张彦远也尤其强调书画质量在定价中的重要性。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然而张彦远说他曾见过张颠所作小楷，水准相当于乐毅、虞世南、褚遂良之辈；“韦鸱以画马得名，人物未必为人所贵”，张彦远评价其所见韦酶画人物，可以与顾恺之、陆探微相比拟。对此，张彦远总结道：“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犯唐朝人只重名头而忽略作品质量的错误。

市场供求

总体来说，在古代艺术市场，年代远近、作者名气及作品质量基本决定了一幅书画的价格。但在交易的过程中，作品的价格还受到交易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

李绰《尚书故实》所记《清夜游西园图》的三次交易，（http://www.7lizhi.com 读后感）间隔时间并不太长，按理作品价值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交易额却为绢数匹、三百匹，钱三百不等。差别如此之大，也正源于交易者对该作的好尚不同。正如张彦远所说：“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

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爱在所藏书画上记下价钱、加盖印章。在其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价值两百金，而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仅16两，唐寅的《画嵩山十景册》仅24两。但到了后来，仇英在“明四家”中排在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列最末，且是四人中唯一没有在《明史》有传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仇英画作是项元汴一手炒作起来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郑板桥身上。话说郑板桥笔榜发布后，前来求字画者门庭若市。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着要逢迎拍马。有位富商想玩点高雅的，就请郑板桥为其写副对联。由于对联尺寸太大，郑板桥索价一千两，富商讨价还价为五百两。哪知郑板桥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并说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商人只好如数奉上，他才写了“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郑板桥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卖画的能力也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