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二○一二年三月，在台湾清华大学访问期间，陈信文教务长陪同我参观清华校园，不知不觉中聊起了梅贻琦校长。陈教务长说，二○一一年大陆的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但令台湾清华人有些不解的是，在大陆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安排的所有纪念活动，没有任何活动与梅校长有关。在他看来，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梅校长不仅仅是台湾清华的财富，也是两岸清华大学的财富。从台湾归来后，我关注了一下有关大陆清华百年校庆的报道，大致如陈教务长所言。在我与清华的朋友谈及此事时，他们说，梅校长在大陆清华的地位很高，学校有他的纪念馆和雕像，并有专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至于在百年校庆大会上没有提及梅校长的名字，并不是忽略了他的存在，而是其他的校长也没有提。
作为一个非清华人，我无法真正感知梅校长在两岸清华大学中的地位。但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从走进这个领域开始，梅校长的许多办学思想就印在了脑海里。在我看来，以梅校长的性格，他对身后哀荣之事未必会放在心上。今天我们以何种方式纪念他，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如何实现他的大学理想。
大学与校长
梅校长的大学之路，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庚子赔款”的第一期留美预备学生和入选成绩排名第一的考生，他与清华结下了一生之缘。此后五十余年，执掌两个清华大学共计二十三年，他不仅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两岸担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这不仅在两岸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
从一九一○至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二十年间更换了十三位校长，其中更有十一个月没有校长。清华是从梅校长接任之后，才开始稳定下来。潘光旦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校长：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再试问，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惑，而能雍容揖让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些问题是毋庸答复的（潘光旦：《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载《清华校友通讯》六卷九期）。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史，不难发现，在一所大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萨本栋之于厦大；在西方，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范海斯之于威斯康星大学等等，无一例外。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大学校长。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留下了梅校长尽心经营的影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为这所学校打下的大学精神底色，(http://www.7lizhi.com 大学生励志)让它在面对风雨飘摇、惊涛骇浪之时，坚忍前行。
对我国高等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晓梅校长给两岸清华大学留下的精神财富。他倡导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等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发展理念，使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北大、南开一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创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就”。他的“大师论”、“通才教育论”、“全人教育论”、“体育论”等，构成了延绵不断的清华财富。“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四月〕）。梅校长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梅校长在阐述“大学之道”时，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他明确提出大学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断”。而整个之人格，则“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他尤为强调学子的全面修养，认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而修养抵达的境界外在表现便是一个人的文雅与斯文之气。其实，在他的“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刚毅坚卓”的理念中，也都蕴含着斯文的内在精神，彰显着一种中国式的文明想象。直到今天，梅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依然是每一个谈清华、论大学的人都绕不开的。
大学校长的角色和定位如何？在当今社会和大学校长的眼里，有无数的注解。然而，在几十年前，有一则关于“功臣”与“功狗”的戏言来形容大学校长，恐怕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傅斯年在一次演讲中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接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听了傅斯年的演讲，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自嘲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当今的大学校长恐怕不会再把自己比喻为“功狗”之类，而是冠以“××家”的称谓。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既需要“××家”，也需要被蒋梦麟校长称为“功狗”的人——是具有深邃的大学理念、高超的领导管理技巧、踏实的做事风格、兢兢业业奉献终身的人。
在秉持大学的理念和精神之余，梅校长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实践者。面对风云跌宕的时局，国家的领土受到外族入侵，学校的自治受到政治干预，办学经费时常不足。但就在这样复杂艰困的条件下，他在严谨地经营清华基金、理性地处理学潮、真心地保护教授和学生等方面，都展现出求真务实的原则和灵活的治校策略。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国民政府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事后，学生们认为是校方提供的名单。一天，学生在校园见到拄着拐杖、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学生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学生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这时恰逢梅贻琦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镇住，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学生颇为感慨地回忆道：“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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