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格，到底怎么算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扬州西方庵新立的一块石碑，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这块碑上，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这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的宣言。在有着数千年儒学传统的封建国度，这不啻一声平地惊雷。郑板桥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

作者名气

早在唐朝，作者名气就是影响书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书法家王羲之，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其“书圣”地位在唐初就确定了下来。正是王羲之的知名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价格。

唐朝收藏鉴赏家张怀瓘，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据《书估》载：“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张怀瓘在《书估》中还提到，尚书钟绍京爱好收藏，曾“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花了数百万贯钱，仅购得5幅王羲之的行书，而买不到其正楷一字。由此不难想象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价格之高。

王羲之书价虽高，在唐代却并非首屈一指。张怀瓘在《书估》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篆书、籀文为上估，钟繇和张芝的法书为中估，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则为下估。可见，钟繇、张芝等人作品的市场价位在王羲之之上。

不只是书法，唐朝的名家画作也是价格不菲。初唐画家阎立本受群僧礼聘作《醉道图》，聘金达数十万钱之高；唐文宗时，何阳从事李涿曾以“州县图三，及绢三十疋”从保寿寺寺僧处购得张萱所绘《石桥图》；晚唐画家周昉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获酬金“锦彩数百段”；白居易晚年时，请著名画工杜宗敬“绘西方世界一部，费钱三万”。

此后，历朝历代无不追求名家作品。据明文震亨《长物志·书画价》载：“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书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据《听风楼书画记》载：明人书画一般几十两，但董其昌、文徵明、仇英、周之冕达100两。清人书画以“四王”润格为最，王时敏、王鉴几十两，王石谷、王原祁100两。

今天，艺术市场上屡创拍卖纪录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吴冠中等，无一不是近百年来的大师巨匠。可以说，正是由于名家作品的市场价值较为稳定，人们才把它们当做保值增值的投资之一。早在唐朝，就有人将收得的虞永兴《与圆机书》剪开按字数出售：“‘卿’一字得麻一斗，‘鹤口’两字得铜砚一枚，‘房村’两字得芋千头。”你瞧，古人比今人懂市场多了！

时间远近

张怀瓘著《书估》是在天宝十三年（754年）。93年之后，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时，接着张怀瓘的话题继续探讨了历代名画的估价问题。与张怀瓘相比，张彦远更重“时间”。这是因为书法于东晋王羲之便达高峰，后人高山仰止；画则诸代发展，无一家可做万世模范，书画估价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张彦远认为，“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法作品可以以字为单位拆分为若干个单元来出售，而绘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能以“幅”数来计算。所以古人购画，“不限于大小幅”。（www.7lizhi.com 创业）今人作画恨不得占满全厅，购画也似乎越大越显气派，真是可笑至极。

排除“量”的因素后，张彦远按照时间顺序，将汉魏以降至初唐“俗之所知”的历代名家绘画，分为“上古”、“中古”、“下古”和“近代”四个阶段。即汉魏三国为上古，晋宋为中古，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唐初只能算为近代之价。其中，上古画价高于中古，中古高于下古，下古又高于近代。

张彦远说，上古之迹已不可具见，倘若还有留存下来的，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是无法论价的；中古画家中，如顾恺之、陆探微，艺术成就为“世之所重，人间切要”，其价可齐上古；下古中的张僧繇、杨子华，画价可齐中古；隋朝画家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郑法士等，画价可齐下古；而唐代本朝画家尉迟乙僧、吴道子、阎立本，年代虽近，但由于名气大，画价可齐中古。

这就是说，时间越古的作品越值钱，越有收藏价值。到了明朝，当时的晋唐名迹价格一直很高，如王羲之《瞻近帖》，大小不过一尺见方，售价就达2000两银子。与之相比，明代书家的书法作品的价位就太低了。较高的如祝允明、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也不过20两银子。就连当时名动宇内的董其昌，其书法价格也不高。他曾经想以“书素绫百幅、黄金箑二百”换取《淳化阁帖》（时价大约1000两银子），居然被拒绝了。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记载，五代山水画家荆浩一幅画卖得200两银。那当时画家的画作市场行情如何呢？唐伯虎、董其昌等大家的书画作品也只有二三十两。

到了清朝，书画行情亦是如此。王维的名作《江山雪霁卷》售价为一千三百金；倪云林的一幅山水，估一百二十金；无名氏古人作《汉宫春晓图》索价只二十金，《海螺图》更低，“割爱售去，得银十两”。相比之下，当朝画家的画价就十分可怜了。郑板桥乃一代名士，也仅自定画价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郑板桥尚且如此，专门画驴的杨良也就只配“一驴换牛肉一斛”了。

今天，明代时就是天价的王羲之、怀素和米芾的书法，依然还是保持“天价”。2002年，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拍卖成功。2010年，王羲之的《平安帖》最终以3.08亿元拍出。2010年，黄庭坚的书法长卷《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说明，时间远近自古以来就是影响画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上，艺术作品越古越贵，也就是说同一作品的价格应呈上升趋势。今天，我们由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卷宋高宗临本《真草〈千字文〉》的卷后题跋中可以看出，这帧卷子在明万历七年（1579年）为大收藏家项元汴购得，价钱是“五百金”。53年后，即崇祯五年（1632年），韩逢禧买得此卷时，已值“一千金”，涨了100%。又过5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李永昌再从韩家购得，价格虽然仍维持在一千金，但要外搭宣德炉两座。